戴眼鏡的小男生，陶花雨記住了他的名字。

    在這些男生的招呼下，大家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站台上的一個鐵皮房子裏，然後帶着所有新生出了站台。在車站廣場上，「嘉巍」讓大家等着，說再有十分鐘，學校有車來接。「呼啦啦」的一陣後，新生都跑到一個水泥的牆邊躲避太陽了，這時正好那裏有一大片陰涼。

    陶花雨不緊不慢的也走了過去，她從來都不匆忙，即使在躲雨的時候，也是不慌不忙的走過去。爸爸說，這個丫頭天生的是一個沉得住氣的孩子。

    「嘉巍」和他的同學們在牆邊探頭張望，好像是害怕學校的車過了點，過了站，把他們給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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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陶花雨聽到「嘉巍」時，心中有一刻的不安，這個男孩叫「嘉巍」，難道真的是「許嘉巍」？可是，不會有這麼巧的事情。她的挎包里還放着父親臨來時交給她的一封信，信是爸爸的故交許伯伯寫來的。陶許兩家是三十年代在廣州時的老友，同在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中，雖然是很低級的軍士，但也算是國民黨的元老。後來，孫先生北上後病逝在北京了，隨即發生了太多的變遷，陶花雨的父親脫離了軍隊，回到了福州，借着祖上的福蔭開起了錢莊，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中終究沒有成為富甲一方的商賈。而且，他與曾經並肩戰鬥的許東川還斷了音信，始終也不知道他後來到底怎樣了。解放後，他接受了資產的改造，成了一個很普通的市民階級，過着安穩的生活。因為他的家業本來就不大，所以沒有被為難。他的兩個兒子，陶花雨的大哥和二哥解放前都已經結婚，所以用陶老先生分給的一部分家產，就移居到澳洲了。陶花雨是老來得的女兒，被視為掌上明珠。他也是做好了守着這個女兒養老的。

    半年前，一封來自徐州的信，給陶家平靜的生活帶來了波瀾。那封信就是故交許東川寫來的，信中沒有過多的說幾十年前分手後的境遇，只是說通過一個偶然的巧合，打聽到故友的消息，經過核實知道了地址，故而來信。

    接信後的一天，陶先生把女兒叫到身邊，說了與許東川的過去。那時候，他們都是二十出頭，有一身熱血，要為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於是一起參加了革命黨組織的軍隊，然後他們在一個班裏相識，在一年多的轉戰當中結成了生死弟兄。然而，那年月軍閥混戰、各為其主，雖然孫先生被視為大家共同的領袖，卻又各懷鬼胎，所有軍閥都秉承「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思想，根本沒有什麼共和思想，打來打去、殺來殺去，遂使很多人脫離而走，而孫先生也不幸病逝。陶許二人不願意為軍閥賣命，也看淡了紛亂的戰事中那些你上我下的爾虞我詐。於是，他就悄悄的離開了，並且從此不再張揚，故而能靜靜的在福州過了四十多年。那許東川也斷了四十多年的音訊，不知道他是怎麼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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