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王室成員，共和政府高官，用來換取新興政黨更多的關注，從而走上政治舞台。

    不少人就是這麼幹的。

    但是阿道夫和他的工人黨沒有敢這樣下手，一來工人黨內缺乏成為『死士』的成員。另外，一旦政府和王室報復的話，任何新興政黨就會成為『亂黨』，將成為眾多流亡之中的一員。

    兩年多磨礪，對阿道夫來說並不長，但是對於政治的捕捉能力，已經不像是德國剛戰敗的時候，茫然不知的狀態。演講，宣傳，募捐，這並不是一個政黨一定要做的事，但卻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政治勢力繞不開的成長期。

    而阿道夫卻幸運的經歷了這一切，見證了一個小的不能再小的政黨，在他的手中崛起。

    阿道夫：「如果我這之後說的話冒犯了您，請不要見怪。」

    難得阿道夫如此有禮貌，以至於連心理上佔有優勢的王學謙都有點不自然，點頭道：「這是一場朋友之間的談話，不要有太多的顧慮。」

    「按理說，眼下的德國已經失去了外交上的權利，沒有一個國家會德國產生哪怕一丁點的敬意。這也是我所疑惑的方面。您似乎在一個不恰當的時期，來到了一個不平靜的國家，註定將一無所獲。」阿道夫的話還是比較婉轉的，至少他沒有說，法國和比利時軍隊在魯爾工業區扮演了一次『拆遷隊』的角色。

    將魯爾工業區內。重要的工業設施都搬遷去了法國，或者是比利時。

    不僅如此，兩國的軍隊在大量集結在邊境，隨後有可能再次進入德國。

    主權都無法捍衛，還談什麼外交策略。一切都是無用的，在軍隊面前。在強權面前，有理也將變成沒理。

    王學謙想了想，回答道：「我有沒有說過，在華盛頓我表態的事情？」

    「沒有，先生。」

    「那麼我就從那個時候開始說起。反抗有時候是徒勞的，因為實力差距太大，會讓你的對手忽視你的存在。但同時，反抗也是必須的，不能害怕再一次失敗而接受一個接着一個不平等的條約。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在沒有外部盟友的時候，孤立的反抗，非常艱難。甚至是絕境。但如果是有盟友的條件下，而且盟友能夠為你分擔更多的風險，但對於他本身來說也會獲得一定的好處。那麼就是天然的盟友，這是一個互相都會尊重的結合。」

    「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在特殊時期，採用特殊的辦法，這並不奇怪。當然。這種局面需要在可控的局面之下。」

    「就像是德國和民國？」

    阿道夫內心仿佛照亮了一般，他其實也在尋找盟友。對付不作為的魏瑪政權，政壇中右派。保皇黨等等。

    為此，他在七八月份的時候特意去了一趟柏林，但結果讓他失望。他並沒有聯繫到左派聯盟的政黨，不僅如此，他的後方差點着火。工人黨內部隨着人員的增多，也開始出現了派系，組織結構鬆散的毛病已經顯露了出來。

    而且，工人黨內，雖然有羅姆這樣的軍官。但是影響力不足，根本無法引起大人物的興趣。

    事實上，阿道夫真正的崛起，是吸收了戈林之後的事情。巴伐利亞的社會名流開始關注這位來自維也納的一戰退役士兵，慕尼黑街頭的演講者。而戈林的身份不僅僅是因為他是德國的空軍英雄，王牌飛行員，還有他的家庭，他的父親是納米比亞總督，母親出身豪門。自幼接受的是傳統的貴族教育。

    少年時期，就進入軍事學院，這也是歐洲貴族男子大部分都會選擇的教育方式。不管是進入軍隊，還是軍校畢業之後去大學深造，都是貴族男子從政捷徑。

    比如在英國，貴族進入軍校幾乎是一項約定俗成的事。

    可此時的戈林還在慕尼黑大學讀書，本身還兼任國防軍軍官，還沒有機會聽到阿道夫的演講，並加入工人黨。處於弱勢地位的阿道夫，想要在巴伐利亞成功的被人們所熟知，還缺乏一個契機，一個將自己名字傳遞到全德國的契機。

    阿道夫想起不成功的柏林經歷，有些失望道：「可惜，在柏林我沒有找到左翼組織，眼下的情況對於工人黨來說，缺乏一個外部的盟友，獲得更廣闊的舞台。」

    「難道就沒有考慮在巴伐利亞發展？」

    「很難。巴伐利亞的政府中，對於共和和王室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