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孟非孟之間，以「義利之辨」為基礎，分君子和小人，黨同伐異，便就成為了主流。

    孟子「吾養浩然之氣」，「合生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當年他也只是跟人辨論的時候嘴痛快，千年之後投射到這個時代的讀書人身上，就發生了變異。歐陽修這些人那麼奇怪的性格怎麼來的？跟思想導師孟子脫不了關係。

    荀子那著名的：「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而奸民不懲。」後人經常提起前一句，後一句的殺氣騰騰也不能忘了。尊荀子的一派上台，做起事情來往往更加狠辣，恨不得將對手斬草除根。

    這兩派你方我唱罷我登場，紛紛擾擾了幾百年，最終隨着中原淪陷，歸於沉寂。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思想終究還是植根於社會現實，存在即合理，但存在也不一定就是正確。這個時代產生了這種思想，是歷史和現實的合力，並不是哪個人心血來潮。孟子早已經被埋在故紙堆里，一千年來地位怕還不如稍知名一點的孔門弟子。到韓愈把他推起來，地位越抬越高，自然有其社會的現實需要。

    人是社會的動物，是有思想的，社會自然也就有自己的主流思想。沒有，也會自己造出來，要不就會被敵人硬塞進來。儒家興起，與佛道勢力的擴大不無關係。

    歐陽修排佛抑道，但對佛道經典極為精通。范仲淹也排佛，學問更是兼通道佛兩家。他們都是在了解對方的基礎上，來排來抑的。

    生逢這個時代，徐平便也就要適應這股潮流。以自己一個人的思想，去弓雖（女干）一個時代的人的思想，徐平不是那種瘋子。學習、理解、改造，想在這個時代有所作為，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且只要用功，總能夠改造成功。

    儒家再腐朽，能腐朽得過一神教？孔子再保守，能保守得過那說天下人都是待罪羔羊的？從到處抓女巫，發展到發達的工業社會，歐洲人該信什麼還是信什麼。橫跨一千年，面對相對容易改造的儒家，如果連改造成功的自信都沒有，那要讓人笑掉大牙了。後人不肖，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動不動恨祖宗，也太過沒出息。

    義利之辨是命門，由此發展到君子小人之爭，徐平所做的一切一不小心就會毀於一旦，這是他所不能允許的。

    歐陽修動不動由論事到論人，已見端倪。范仲淹周圍聚集了一群人，時不時就論呂夷簡是小人，小人當道，國運不久。

    現在他們針對的是呂夷簡，這還一小心就濺射到了徐平身上，等到呂夷簡真地一倒台，徐平只怕就會被掛起來當那個小人了。歷史上王安石一上台，富弼就指他為奸邪小人，勢不兩立，最後王安石被逼到了什麼樣子？

    不管出於什麼目的，徐平都必須把這股邪風壓下去。朝政論事不論人，議人則論跡不論心，這是必須堅持的原則。否則，很快就會無法收拾。

    徐平現在需要呂夷簡在台上頂着，這是最後一個壓得住朝野場面的傳統意義上的大臣，思想派別上比較中立，不會激化矛盾。從心理上，徐平贊同范仲淹大公無私一切為國的思想，但范仲淹手裏的刀太鈍，砍下來該切的地方切不掉，受到連帶的傷害太多。徐平受不了，這個時候很多人也沒有做好準備。

    立言，這個時候徐平是不得不立。只要再過十年時間，就沒有了安心做事情的空間，大半朝臣都會陷入到君子黨小人黨的爭論中去，黨同伐異。

    在這兩年裏，徐平必須解決義利之辨，把引起混亂的引信拔掉。解決的辦法，自然還是從財富是什麼，勞動可以創造財富入手，這才是思想爭論的根子。義利之辨在這個年代爭論這麼激烈，本來就說明了問題，時代需要解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蔡齊和李咨兩個人從遠處走過來，對徐平道：「剛才看你們幾個人在這裏說得熱烈，不好打擾，我們讓韓琦和王拱辰兩人帶着在莊裏走了一圈。徐待制，你這個莊子了不得啊！無論是耕是牧，再也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

    晏殊是個八面玲瓏的人，沒有什麼開一代新局面的志向，兩位宰執過來剛好解了尷尬，他出了口氣，說道：「可不是。徐平在邕州能建蔗糖務，絕非僥倖！在他這莊子看一看，如果天下農耕都是如此這般，何愁國不強民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