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為了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現在他來到這個時代自己成了地主，對這個說法只能苦笑着搖搖頭。

    宋朝對鄉村的官方政策，從賦稅到差役，全部是以打擊鄉村大戶為目標的，而且沒有理由，就是赤裸裸地全方位打擊。能夠在鄉村保持百十年富貴的，都不是尋常人，不是普通人家。歷史學家談到這裏，都會打個補丁，朝廷政策的本意是如何，但實際施行時地主階級都會把負擔轉嫁給下層農民，更進一步地拉大農村的貧富分化。徐平只能說這些人都把士大夫看成神經病嗎？為了維護那個臆想出來的地主階級，卻要搞出一堆打擊地主階級的法律條文。

    實際上宋朝是惟一不抑制土地兼併的朝代，但土地兼併程度也是歷代最輕的。因為朝廷不抑制兼併，但打擊兼併成功者。

    按照律法，農村的負擔幾乎全部都由土地所有者承擔，土地越多，負擔越重。此時鄉村又沒有宗族這個怪物，又沒有身具特權的士紳，就連各級官員的特權也被限制，不同級別的官員可以免家裏不同人數的賦稅，但只要沒到中高層，能把自己家裏人免了就不錯了。

    與明清時期士紳大戶大量包庇不相關的人免稅從中獲取利益不同，宋朝時候都是拼命地把家一分再分，兄弟同居的現象在農村都不多見。分家不成功的鬍子都白了扎着小辮冒稱童子，有本事分家的孩子剛剛會跑就趕緊分出去另過，這才是這個時代的常代。因為賦稅差役都是按照戶等來的，分得細了可以降自己的等級，從而少點負擔。這也是宋朝每戶的平均人數比歷朝歷代都少，讓人覺得詭異的原因。

    從根本上說，還是用階級社會生搬硬套中國的古典社會造成的錯亂，非要把士大夫階層說成地主階級的代表。實際上士大夫大多出身於什麼家庭？他們本就大多出身於仕宦之家，當官的人大多都有地，不代表他們就自覺得認為自己是地主。這個道理就跟徐平前世，公務員的最大來源是公務員家庭，但非要說這些人大多都有住房，所以代表有房階級一樣可笑。

    宋朝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他們本就是超脫於地主農民商人之外的階級，對其他三者沒那麼高的階級覺悟，他們是自認為是治世者的。

    所以宋朝的士大夫有時候做事很沒節操，比如不抑兼併，甚至有時候還會鼓勵兼併，不是為了多麼高尚的目的，經常只是為了多收稅罷了。不只是鄉村如此，其他工業商業，宋朝政府經常也會做出類似的事。

    宋朝是中國中央財政收入最高的朝代，詭異的是同時也是政府最缺錢的時代，賺得永遠沒有花得多。說穿了其實也不值一提，社會治理成本就是那麼多，出面花錢的不是官府就是轉稼到民間去了，宋朝士大夫不過是覺得要把整個社會管起來，所以錢永遠都不夠。錢不夠花，整個統治階層就會顯得貪婪，只要是你想到法子賺大錢，就會被官府盯上，要把錢從你口袋掏到官庫里。

    徐平的莊子剛在起步階段，他現在感受到的更的多是這個時代的脈脈溫情，錢糧賦稅一免就是幾年，莊上缺人官府幫你雇，沒本錢還能從官府借，如果他願意，還能從縣裏要面大錦旗回來掛着。

    只是隨着對這個時代了解得越多，對周圍情況的熟悉，徐平也越來越感覺到了懸在自己頭上的那把劍。到後年莊上賦稅就不免了，他這個莊子就像朝廷養的豬，那個時候就該開宰了。

    要想不被士大夫當成豬宰，自己就要成為士大夫。

    想明白了這些事情，徐平也只能嘆息。不管什麼朝代，要想活得舒心都要擠進統治階層里去，好在這個時代開了一個科舉的大口子。

    打光搖曳，宋老栓被灌了幾杯酒，微眯着眼陶然起來。

    一群莊客把他和田四海圍在中間，七嘴八舌地問着這兩個走南闖北的人物，外面的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

    一個問：「宋阿叔，你為什麼不留在唐州，那裏的營田務怎麼說罷就罷了？朝廷花了許多銀錢精力，總還要開起來。」

    宋老栓嘆口氣道：「怎麼開？招射田地的時候，說的是給耕牛，免幾年錢糧免幾年賦稅，結果第二年差役就來了！大家都是沒根基的，哪裏應付得了這些？人都跑光了咯。」

    徐平聽了，心有戚戚焉。這是地方官太心急，沒等豬肥就開宰了，弄了個雞飛蛋打一場空。

    又有一個問田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