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朝廷有勸農之法，只是無法做到把天下每一人都圈到此法當中。有民欲開荒，只能求於借貸。有人家的田耕不過來，而又有人家多子，只能去租田多人家的地來種。諸如此類，租息有存在之理，故能盡除。」

    「然則租息或許是由此必然之理而起，年深日久，卻成勢力人家取貧苦人家之物，不勞而獲之術。租息起初取剩餘之物，然則借着從別人那裏不勞而獲的租息，勢力人家必然越來越強，而貧苦之家愈弱。人慾不知足，租息從取剩餘之物，必然向着取窮苦人的生存和生產之物去。貧苦人的口中之食，下地之種漸次被奪，不但當下受苦，更絕了其未來的生路。朱門酒內臭，路有凍死骨，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言兼併之禍，不如言勢力者越強，租息之禍欲烈，終至窮人無以為生，天下無以安立，終至天下大亂。」

    「欲解此困局，臣愚鈍，僅勉強想出三策。一曰抑，不是抑兼併，而是抑勢力之家取租息。為何不是抑兼併？因兼併只是其表，而非其根。租息不抑，兼併不只壓抑不住，而且會讓租息之禍更烈。為何如此說？現如今天下之財，根本上來說出于田土，在於農耕稼穡。則租息之害，最多的是在鄉間。鄉野小民，如何看其生計如何？不要看其吃什麼，穿用什麼，因為其所能拿到手裏的，不只是朝廷稅賦少收，租息不多，還在其自己力耕用不用心，出不出力。兩者混在一起，容易讓人模糊。言租息不成禍的，說貧苦人家之所以貧苦，是懶惰，是愚笨，是理所當然。言一切皆因租息之禍而起的，則認為人人一樣，受租息之害皆因有壞人害之。執政者當心知，一事一物，必一分為二，執其一端則亂。」

    「小民除了供給自己衣食，還有三樣。一是賦稅，二是地租，三是借貸之利息。賦稅是朝廷之責，地租有一定之規，惟有利息之禍最難匣清。或曰，我完朝廷賦稅，自耕自食不借貸，便不受這利息之禍，果能如此？臣言，不能！」

    「你不借貸，他不借貸，總有人借貸。被人取走的利息，那個錢就在那裏，終會從你的衣食住行，種地買種方方面面來刻剝你。如豐收後穀賤傷農，如災年穀價飛漲，如耕牛價錢一日貴過一日，如欲買一犁一鏵而不得。抑租息之禍，不只是在限鄉間借貸，而且還在於平谷價，平穩牛、犁、鏵等等價格，但最根本的，朝廷看得到的，是地價！皆因其餘所有價格，終究還是會匯集到土地上，種地合不合算，能收多少租子利息上來。」

    賦稅、地租、地價，這三個是考察農民負擔沉重程度的最重要因素。追其根本，就在於農業的剝削，集中在地租和放貸收息上。賦稅越多，地租在收成之中占的比例越大，地價與產出之比越高，則農民的負擔越沉重。賦稅和地租比較容易觀察，地價因為還受到其他因素影響，是以迷惑性較大，理政者必須要把地價搞清楚。

    農業社會的剝削手段除了政權的賦稅外，以地租和放貸收息為主，所以研究農業時代的經濟，便會以地租、地價和賦稅為中心。進入工業社會，地租這個剝削手段改成了資本無償獲得勞動者的剩餘價值，而放貸收息則更進一步，發展成了金融產業。放貸收息促進生產、渡過天災人禍的積極性，成為了金融產業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而另一面，他們的剝削本質是沒有改變的。金融產業的收益與實體經濟收益的差值，如果是負數，則說明在發揮其促進實體經濟的積極一面。這個負數的絕對值越小，則積極意義越小。如果這個差值成了正數，則就說明金融產業表現出了其剝削手段的一面。金融產業相比較於其他產業越賺錢，則整個社會受到的剝削程度越嚴重。

    宋朝的農民對賦稅、地租、地價的感覺，可以類比徐平前世對稅和保險、工資以及房租、房價的感覺。稅和保險可比作此時的賦稅，工資與自己付出的不平衡可比作這個時候的地租，而房租、房價就是最明顯的金融剝削加到你身上的集中表現。當然，農業社會放貸收息的剝削不只是直接地表現在借貸關係上，還間接表現在操縱糧價格和生產資料價格上面，金融的剝削也是如此。金融動盪，通貨膨脹與緊縮，無所不在的保險，房租、房價的快速上漲，都是金融剝削所採取的形式。你可以遠離金融，卻無法逃離金融剝削的手段。

    從對奴隸赤luoluo的壓榨，到利用地租和放貸收息，到用剩餘價值和金融手段，剝削者總是要穿上一件外衣，這件外衣還會越來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