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開的憑條都留着，等過了風頭再去把錢要回來。」

    「什麼風頭？」

    此時朝政穩定，沒聽說什麼大事，難道李家有什麼特殊消息？

    張天瑞道：「小官人不知道，自從前年三司使李仲詢相公改革茶法，以貼射代替原來的三說法，好多茶商大賈失去了厚利，紛紛撓撓，要把貼射法廢掉。此時孫宗古學士不知為了什麼，攻擊貼射法尤為賣力。他是當今皇上的首席講經官，身份非他人可比，貼射法已是岌岌可危。我們此時鬧起來，就不知會被哪一派當了藉口。他們都是位高權重的，我們生意人家，何必得罪？」

    李仲詢即是李咨，字仲詢，此時任權三司使。孫學士即孫奭，字宗古，任翰林侍講學士，判國字監。這些人有名有權，沒一個是能隨便得罪的。尤其是孫奭別看官職不大，但德高望重，名氣尤其嚇人。他自端拱二年以九經第一人及第，受太宗真宗兩朝皇帝看重，新皇登位又被選為首席講經，連皇上在他面前都老老實實的，說的話特別有分量。

    徐平雖然不大關心朝政，這些大人物還是聽說過的。聽張天瑞講得嚴重，臉色才有些緩和，對他道：「都管坐下，把這些慢慢說給我聽聽。」

    茶的專賣所得是朝廷的大宗收入，又是關係民生的日常物資，牽涉到方方面面，幾十年間屢屢變更。

    真宗皇帝景德二年，由林特和李溥主持，改良了原來的交引法。具體的內容不須詳講，關鍵的一條是朝廷發行茶引作為一種代用券，換取大商人向京師和沿邊運輸錢糧。直接導致朝遷在茶上的收入銳減，而民間也受害，其間的利潤全部被大商戶和交引鋪瓜分，難以為繼。

    天聖元年，不得已之下再次改革茶法，由權三司使李咨和御史中丞劉筠主持，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和魯宗道參與，改交引法為貼射法也就是後來說的通商法。核心是茶商直接與茶園交易，官府坐收淨利，算是朝廷和民間兩得其利。但這樣一來，原來在中間上下其手收穫厚利的京城大商戶和專門販賣茶引的交引鋪就無利可圖了，而這些商家大多背後有豪門貴族支撐。自天聖二年起，這些人聯合起來，不斷攻擊新法。

    這裏面牽涉到的兩派不是豪門就是權臣，徐平聽了也心中嘀咕。不過孫奭這個經學大師攙和進去卻令他不解，這個人專心儒業，立身極正，是不可能有什麼利益牽扯的。

    其實不是每一個人的立場都是由利益決定的，這種專心經術的，往往不通具體事務，容易被人欺騙煽動。他們又自詡清高，經常看不起那些真正埋頭做事的，一牽扯進具體事務里就容易鬧笑話。

    有宋一朝，士大夫內部關於改革與保守打得頭破血流，直至最後把整個國家的元氣耗盡，倉皇南渡。如果用利益解釋他們的立場是說不通的，雖然後人總是把這個問題庸俗化，說兩派各自代表了什麼人的利益。其實士大夫與皇上同是統治者，他們代表的就是統治階級，他們黨爭的核心其實是士大夫身份的矛盾。一方面作為統治者要以國家利益為主，另一方面作為儒家士大夫要堅持儒家的理想和倫理道德，這兩者有時候是尖銳對立的。表現在外面，便是貫穿始爭的「義利之辨」和「君子小人」之爭，以後會欲演欲烈，此時不過剛剛露出端倪而已。作為後人，往往是不能理解他們到底在爭什麼，對於此時的人來說卻是有人會拿命去搏的。

    徐平雖然也不能理解此時那些自詡為君子的保守派，但對爭論本身還是有一個大致中立的看法。在前世，國家也曾經歷過這樣一場事關全局的改革，說起來算是歷朝歷代最成功的，但也幾傾社稷，又怎麼能苛求此時的古人。

    但那些國家大事離此時的徐平太遙遠，現實是他被坑了一兩萬貫錢，夠多少人富足生活一輩子的，老爹被氣得病倒在床，怎麼可能讓他理解那些大人物就這麼算了？大事由大人物去想，他只管現在把錢要回來。

    沉默了一會，徐平對張天瑞道：「都管，我不管你們怎麼想，我家裏是必須把錢要回來，而且越快越好。我阿爹病在床上，不定會出什麼事，一天也耽擱不了。這樣，如果李太尉不想辦法，我就自己來了！」

    張天瑞一愣，問道：「小官人想怎樣做？我先說好，茶法牽扯到朝里多位執政，你報官是沒用的。」

    徐平冷笑：「那便不報官！從明天起，把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