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一番愛好興趣上溝通和交流之後，我也終於得到一個間接的口風和底限。

    說是監國那裏考慮到淮東的現實困難和條件有限，可以打個折扣先籌出一半來，在短期內儘快輸送到亟內以應軍前之急，至於剩下的部分可以慢慢的打算和收集。

    而參戰的準備時間亦是同理，按照這位大使臣的口風，前方缺乏的其實不是軍額，而是火器帶來的打擊力度和殺傷效能，以及相應的民夫勞役；因此淮東三軍至少也要有一半先行參戰，而民夫也要隨同物資儘快解送過去。

    這就是所謂的「國事權急而恩從上出」的基本道理。

    一遍大肆加官進爵封賞淮東的上層，一遍步步緊逼迫使淮東鎮撫府，加緊壓榨和盤剝地方上的人力物力，以滿足軍前的需要；這也算是一種上下分治的陽謀手段了。

    與此同時，已經走到鄭州的淮東派遣部隊，除了傷員之外約還有七千多人，就不用再繼續回歸了；轉而下令他們就近尋找和控制合適的要衝，營造修繕為臨時的駐守地；然後重新佈置防線和沿途糧道，對道路沿線進行更加精細的看眼和測繪，以先遣部隊的身份留待本部大隊人馬前去匯合。

    事實上，我還有另一種可行性和做法，就是乘着這個朝廷沒有餘力也無暇他顧的機會，在淮東宣佈自立一方，乃至變相舉起叛旗的給深陷泥淖的國朝大軍背後捅上一刀，而造成某種既成的結果。

    但是經過秘密的推演和預算評估，還是明顯弊大於利而得不償失的結果。

    雖然我已經全力動員宣傳機器在私下各種場合和機會，變相或是間接的輸灌鼓吹，對於懷東鎮確立之後，就在不斷的削減供給和各種抽血的後方朝廷，各種怨懟和不滿的情緒。

    但是依舊不能保證這些之下的淮東軍民，究竟有多少願意死心塌地的跟我走上自立圖存之路，而不是在思維混亂和對於過往的積威之下，變成或長或短的內亂和騷動的因果；畢竟，淮東鎮雖然今年發展的不錯，但是作為一方鎮戍存在的時間和根基，還是有些短淺了。

    而在外部環境上，有一定的概率之下，江寧方面惠大局為重，而捏着鼻子默認了我的既成事實，而加以優撫安慰，但是這樣得到的東西是後患無窮的，國朝一旦有所餘力，必然會全力以赴來拔除我這個開了先例的首逆分子的；

    也有相當的概率是決不妥協或是虛與委蛇，然後從都亟道的大軍中，分出一部分來組成討伐軍，與淮南行營、乃至剛剛易幟的張邦昌一起，三面包圍和夾擊我所控制下的淮東。

    雖然淮南行營已經是相當的空虛，而張邦昌的部下也不是以善戰著稱，唯一能夠形成威脅的主要還是來自北伐軍中的那些善戰部伍，但是對於我的淮東而言，僅僅是被陸地上封鎖的結果，就已經足夠糟糕了，

    更何況國朝的水師也不會在海上坐視不管的，雖然他們在初次北伐中同樣被嚴重削弱而至今沒有恢復過來，但是用來對於淮東這點近岸水營，顯然還是綽綽有餘的。

    而淮東的經濟體系雖然已經能夠初步實現自給自足的內循環，但是想要繼續發展和壯大的大量資源，還是得通過海外貿易的獲利和進出口渠道，才能夠維持下來的。

    更別說我依舊留在廣府的本家，以及相關的產業和利益鏈所帶來的便利與資源，這個代價實在是太過沉重而令人投鼠忌器了。雖然當初的經營中，就在極力的轉移產能和各種資源，但是還是架不住隨着關係網和利益群體的壯大，而不斷膨脹的產業和勢力外圍。

    真要是有所風吹草動，反倒是遠在婆羅洲的海藩本家要好辦的多，歷次的戰爭已經幾乎抽空了國朝留在在當地只管州縣下，鎮壓局面的駐屯軍，到時候只要對付一些乘勢而起的外藩勢力而已。

    因此在眼下的階段，我還只能有所保留的在明面上接受國朝的要求，而做足了一個為國竭力不惜己身的忠臣良將式姿態了。

    在此之前，我得先處理掉一些手尾，避免一些關鍵性的事情積壓下來。至少在沒有準好準備，與國朝徹底翻臉之前，也要避免因為控制力度的下降，而留下什麼破綻或是授人以柄的機會。

    帶着阿秋一起見過那位被捕獲的信使之後，我更加確定了這個博羅會，在後百濟國里的作用和地位；就算是不是明面上的代理人和馬甲，那也是利益羈絆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