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隨後無盡的罵名，如果被放回來，那與屈服和變節的結果差不多，一生中也會在道德歧視中受盡屈辱。當然，希望俘虜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殺的人，卻是沒有犧牲的危險的，他們「安全」地道德觀望和審判，其任務只是給女人列貞節牌坊表彰，流傳烈士的英雄事跡。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調主義的熱情、壯烈下，同樣掩蓋不住對基本生命關懷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場來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卻不為的道德聖人標準，去要求妻離子喪的文天祥為了那個道德理想犧牲。

        道德價值的實現，特別是需要生命的損害和犧牲，完全是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勸死文，是對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現，並非什麼文化榮耀，反是一種文化悲哀。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擇，他的生命權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無論用多少聖潔的理想或者標準，都沒有要求別人去死的權利。而趙昺同樣以為自己的生死同樣要掌握在自己手裏，卻不是眼前這位一身凜然正氣真的會在失敗之時背着自己蹈海的6秀夫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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