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多次改革，其力度之大，世所罕見。不過因為各種原因，歷次改革都沒有達到效果。加上強大的外部壓力，成了糊塗賬。

    這樣新的現實條件，對於地方官府的要求更高。或者說，到了宋朝，官不再是以前的官，吏也不再是以前的吏了。可以看到，宋朝官員對於胥吏，各種各樣的批判極多。只是這種趨勢，被入主中原的元朝打斷，明清採取了完全不同的治理方法。

    前世的時候，王宵獵經常聽到一句話，說是古代的中國，皇權不下縣。皇權怎麼可能不下縣？從秦漢時起，就有亭長、督郵等等各種各樣的基層官吏。到了宋朝，從鄉里制，到鄉管制，朝廷不知道改了多少次基層制度。甚至實行保甲制，全國都實行軍事制度。說皇權不下縣，只是某段時間罷了。

    後世所說的古代，往往是一個籠統概念，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真正是個什麼樣子，中國人其實也沒有搞清楚。大多時候，都是借古諷今，並不關心真實的歷史。中國人的心思和精力，絕大部分都花在了學習外來的文化上，自己的歷史並不那麼重視。

    王宵獵上課學的歷史，主要精力在用中國歷史，說明意識形態的正確。大的歷史事件沒錯，但具體的分析，原因的說明，只是一種看法。而且，沒有把中國歷史講清楚。

    為什麼民政從公吏下手？最開始做的時候，王宵獵只是靠自己的直覺。做下去了，仔細考慮，才想的越來越多。實際上，到了宋朝，改革公吏制度是一種客觀需求。

    抬起頭來，王宵獵道：「所以現在治地方，跟以前的朝代是不同的。人類社會，是向前發展的。不管是民政，還是軍事，都應該隨着社會發展，不斷改革才是。嚴治公吏，就是一個開端。」

    新中國有兩位偉大的領導人。兩位有不同的擁躉，很多時候兩位的擁躉關係還不好。

    第一位領導人，建立了新中國。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方法，確立了新中國的基本制度，真正從舊社會走入新社會，開闢出了一個新的時代。第二位領導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改革。讓改革真正成為了基本制度，讓不斷改革成為正確。換一句話說，承認世界是不斷發展的，必須隨着發展不斷改革。

    中國古代文人，言必稱三代，治必稱漢唐。在他們眼裏，世界是發展的，改革是正常的，這種觀點他們接受不了。把改革提到治國基本方略，是個偉大貢獻。

    當然，改革到底改什麼，怎麼改，對執政者是個巨大考驗。需要精準把握社會變化，能夠預測未來趨勢，手段有力有效，是另一個問題。

    王宵獵道：「到了本朝，朝廷各司都有自己制度。政事堂有政事堂條例，樞密院有樞密院條例，三司、戶部等等都有自己條例。下面州縣，也都有一州一縣條例。為什麼？因為沒有這些條例，事情就不知道怎麼去做了。但是，很多條例成了死的，只是具文，下面並不依此執行。怎麼做，掌握在下面的公吏手裏。把公吏實際做的事情，與州縣條例結合起來。去其繁瑣，儘量精簡，讓上面官員一眼就能看出事情到底該怎麼做，就是此次的目的。」

    說到這裏，王宵獵看着眾人道：「如此之後，各位管地方，就不像以前一樣茫然不無知，才能真正管住地方。所以你們放心，並不會太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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