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這種狀況並不罕見。

    而且說起來，這種風氣之所以會興起，其實和王振脫不開關係。

    往前倒太宗，仁宗，宣宗朝，別的尚且不說，至少吏治尚算清明，這其中既有洪武朝嚴刑峻法的威懾，也有歷代天子的約束。

    但是到三楊逝世，朱祁鎮偏聽偏信，任由王振擅權，短短几年的時間，吏治便受到了徹底的破壞。

    王振大肆收受賄賂，凡入見者，少則需進百兩，多則上千兩，令官場之上，行賄之風盛行。

    賣官鬻爵，將朝廷官職明碼標價，更是讓銓選制度形同虛設，無數德行不修，只知熘須拍馬之輩走馬上任。

    這些人到任之後，對上阿諛奉承，大行賄賂之風，對下盤剝百姓，消耗民力，令官場風氣污濁不堪。

    朱祁玉當然能看得出來，剛剛在殿中，陳鎰感嘆於他對吏部的輕拿輕放。

    但是，除開對王文的偏寵，朱祁玉更清楚的是，去歲的京察，本質上並不是一次徹底的以澄清吏治為目的的行動。

    那個時候，他剛剛登基，朝中有大量頑固的太上皇一黨，與其說那是一次整飭吏治的行動，其實更像是以吏部為尖刀排除異己。

    不管外界如何議論，但是朱祁玉自己，對於這些事情，認知是很清晰的。

    那次京察，衡量官員的標準除了才能，德行，更重要的是立場。

    借着那次機會，他把一些德行不修，才能不足，更重要的是，立場堅定支持太上皇的大臣，給統統貶謫了出去。

    但是，出於穩定朝局的考慮，很多立場中立或者是親近新天子的大臣，哪怕存在問題，也依舊沒有過分苛責。

    如果純粹以朝政的角度而言，這樣做其實是有問題的。

    可是，朱祁玉心裏也同樣明白的是，很多時候，道理和利益，是要取平衡的。

    他當然不是朱祁鎮那樣任性妄為的君主，也不是嘉靖那樣只顧利益的權謀之徒，但是，這不代表，他是一個只會拘泥於道理的君子，該變通時變通，該持正是持正。

    朱祁玉清楚自己的方向是什麼，也知道自己做的每一件事目的是什麼，堅守本心，一切就不會出錯。

    至於這其中的取捨得失，是一個君王也必經之路，沒什麼好說的。

    既然京察的核心目的並非整飭吏治，那麼，拿這一點來苛責王文，顯然是不妥的。

    只不過，這些話，明面上不能說出來而已，落在朝臣的眼中，也只能是天子對王文的偏愛了。

    當然，即便京察的核心目的不是整飭吏治，但是，也對澄清官場是有一定作用的。

    至少，朱祁玉能夠擔保的是，如今的朝堂上，重臣當中，大多是能夠持正的。

    似于謙這種純純兩袖清風，家無餘財，全心全意為大明奉獻的道德模範就不說了，其他的重臣，諸如沉翼，陳鎰，乃至是江淵，朱鑒這些人，固然性格各有不同，立場也有殊異，但是至少在德行一道上，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當然，身為朝廷重臣，他們也不可能跟于謙一樣，純靠俸祿過日子，常例銀子，炭敬冰敬之類的灰色收入，該有還是有的，不過貪污受賄這種事情，基本是不存在的。

    這一點，朱祁玉是有把握的。

    這也是他迄今為止，除了于謙和王文之外，鮮少對大臣有所偏寵，或者說基本沒有將很多大臣收為左膀右臂的原因所在。

    天子的信任，很多時候其實是雙刃劍，稍有不慎，若是寵信的人德行不修，那麼，便是奸臣奸宦，對於朝堂社稷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天子居九重，不偏不倚，實際上才是最理想化的狀態，可惜，這基本不可能做到。

    而且，即便是朱祁玉能夠謹慎自守，但是，如今能夠保證的，也只有朝堂上重臣的基本操守，底下的很多官員，依舊舊習難改，上林苑之事，就是一次典型事件。

    京城官員尚且如此，更不要提地方上，只怕更是嚴重。

    這些事情，朱祁玉心中都有數，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帝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沉着冷靜，不能任性妄為，哪怕做的是對的事，也是一樣。

    借着上林苑監一事，朱祁玉原本可以掀起一場吏治整頓，但是，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