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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裏面也有劉鈺當年對日走私的一部分「功勞」。

    徐濤有些話，「為尊者諱」，並沒有全和兒子說。

    他心裏想着，真要是口岸通商貿易，會變成什麼樣，那可真是有現成的樣板。

    當年國公對日走私的時候，我們對戰馬、兵器、盔甲、兵書、地圖、騎射武人之類的東西，碰都不敢碰。

    誰碰誰死。

    別的事當年海關都是收了錢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個事是真的不行，要不然日本那邊也不會開那麼高的價碼了。不但這邊弄不到，連比大順這邊之前的海關更腐敗無能的朝鮮那邊，都沒人敢碰。

    國公一出馬，有着官方身份，各路關係，戰馬地圖騎射武人兵書圖冊，啥都敢運，誰人敢問？

    所以是國公本事大，因而才能從江戶那拿到將近四分之三的貿易信牌嗎？要是自己也能運戰馬、兵器、兵書，而不被海關抓着殺頭抄家，自己就拿不到長崎奉行的四分之三貿易信牌嗎？

    這是能力問題嗎？這明顯是爹的問題嘛。

    這樣的樣板在這擺着，讓徐濤對大順要搞口岸通商會搞成什麼樣，心知肚明。

    所以他是最為死忠於劉鈺的對外擴張的路線和政策的。

    不是因為他武德充沛、有開拓精神，只是單純的明白自己的爹不是世襲國公侯伯子。

    徐濤覺得自己老了，活不了多久了。所以他希望自己選定接班的小兒子，能夠明白，家族的利益到底在什麼地方。

    要麼極端激進，極力支持劉鈺的擴軍、高積累高投入、適當相對低的年息回報率。

    要麼極端保守，把所有的股票家產變現，去鄉間買地，耕讀傳家，從商人轉型為士紳士大夫。

    既不極端保守走轉型士紳的路，又不極端激進走對外擴張的路，卻一邊當着商人、一邊又認為最好還是口岸通商坐地收錢減少成本，那就真是腦子裏面進水了。

    在將自己的人生閱歷融匯的這些見識傳遞給兒子後，徐濤最後問道：「你覺得，國公知不知道西洋貿易的利潤率大約是多少？知不知道趕在歐洲戰爭結束前第一次辦的西洋貿易會大賺？」

    徐亨連忙點頭，心道這還用說嗎？連英國那邊的階層收入考察都做了的，哪能不確定會賺錢呢？

    徐濤又問：「既然如此，以國公的信譽、和這些年投資的狂熱，為什麼他非要在西洋貿易公司成立前，定一個最低股息呢？他不定這個最低股息，以他這幾年折騰的對日、蝦夷、南洋等貿易來看，會募不到錢嗎？」

    徐亨沉吟許久，試探着回道：「父親，國公是希望大家接受被其監管？做個承諾，以此交換？」

    徐濤大笑道：「傻兒子啊，你真是不知道之前到底是什麼樣，把現在松江府的一切當成理所當然了。」

    「交換？承諾？」

    「朝廷真要監管，需要你同意嗎？你不同意，朝廷就不監管了？朝廷對鹽商這麼講理過嗎？」

    「你以為你是誰？士紳讀書人可以罷考來抗議，可以哭廟，可以哭陵，朝廷不得不退一步。商人能幹什麼？朝廷憑什麼和你講道理？」

    徐亨年輕，從長大接觸商貿的時候，松江府就已經和別處不同了。

    就像他學的另起爐灶的新學一樣，沒有驗證、理論計算、實驗討論的過程，只是填鴨似的教他們引力、地球、豌豆、分子原子這些東西，使得他們自小就覺得這一切是理所當然的道理。

    他長大後的松江府，就是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仿佛種種諸如有限責任、股份責任、股東權利之類的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一樣，似乎世界就是這麼運轉的，就像是他覺得地球就是圍繞着太陽轉動是小孩子都該知道的常識一樣。

    然而徐濤不是在這樣的理所當然的環境中長大的。

    徐濤很清楚，朝廷真要監管商人，根本不需要什麼給出個最低股息的承諾，來換取商人的接受，完全不需要。

    只是一句話的事。

    甚至，朝廷一句話，就能讓松江府的對外貿易徹底完蛋，轉移到廣州、福建、漳州。

    「國公之所以給出最低股息，並且詢問大家是否能夠接受，是因為他打心眼裏就不準備把利潤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