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高岳隨後對二位刺史所言，在利州推廣種茶，在洋州擴大月河谷的屯田規模之事，二位自然滿口應承，並對高岳說，合川郡王願支援蜀地一批茶農來利州。

    如此蜀地與興元府談攏，果然數日後，朝廷的中使到來，知會高岳即刻入京，商議平涼築城的事宜，另外白草軍需要出防秋兵。

    「這意味着，很有可能，我唐要和西蕃結束之前短暫的和平啦。」高岳沉吟道。

    內戰旋即要為邊境戰爭所代替。

    秋季的餘暉下，雲韶、雲和兩姊妹，正坐在官舍中庭花架下，教着竟兒讀書認字，達兒正在襁褓內，由阿措抱着逗樂。

    高岳走了進去後，看到此，就問竟兒讀的什麼書。

    得到的答覆，是些簡單的韻書，和啟蒙的書籍，「卿卿，興元府的州學太凋敝，竟兒再長些年歲，便需要私學。」雲韶的意思是高竟再大些，我姊妹倆怕是都承擔不了，最好找個精通經典儒學的先生私下教育，這樣才學方能真正提高。

    「我昇平坊家院裏，都是軍將出身，怕是將來竟兒的教學，要託付給他人了。」雲和雙手支頷，有點泄氣。

    可高岳卻有不同的看法，「有時候不能光想着自家的孩子，阿霓說的州縣之學凋敝，我也深有感觸，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我主政興元府這兩年，是要振興州縣一級的公私兩學了。」

    其實原本到了盛唐時期，州縣學和國子學就陷於了大危機，造成這種危機的，恰恰不是別的原因，而是科舉制度的興起。

    唐朝初年，太宗皇帝不但增設各級學舍，還多次下詔，給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各自不同的就學入仕途徑，那時中央和地方的教學還是以「經學」為準，故而學校主要職責便是讓學生「明經」。

    可到了武后時代，因她偏好文學取士，故而科舉的評判標準，由原本的「經學」轉為了「文學」，即偏重於詩詞歌賦，這種影響一直延伸到中晚唐時代，高岳當初在禮部南院考試時，所寫的策問還狠狠抨擊了武后的政策。而明經科呢，考試標準也轉向單純的貼誦，並不需要應試者真的明白經學要義，這樣以經學為主的「公學」，因為教學內容和實際需求嚴重脫節而迅速衰落，專注於詩詞歌賦的「私學」盛起，當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玄宗時代不得不強行規定，身為舉子，必須有當地州縣學校的「畢業證」，隨後進中央國子學、太學或四門學，進行適當的進修（入廣文館），而後才能取得參加進士考試的資格，以此來保障學校的入學率。將來高竟按照正常的軌跡，十有七八也是靠着高岳的門蔭，入國子監（當然高岳若能入三品後，便能入弘文崇文二館）就學，然後以各種方式踏入仕途。

    可唐政府政策的強行規定，在時代的發展前，就是「螳臂當車」的下場。

    事實上在玄宗時代，學校教學「學了也沒用」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比如開元年間的田琬，這位年輕時和高岳一樣，也曾入太學，可學了段時間，覺得《小雅》裏整天跟個怨婦似的唧唧歪歪，《大雅》則整天教人如何繁複地「奢侈」，便覺得這玩意學來作甚？我大唐之士，「功業宜先於濟理，章句非急於適時」，索性去學騎馬射箭、孫吳兵法，隨後投筆從戎，立功疆場，最後居然當上安北都護，後來又任易州刺史、高陽軍使，仕途直至河東節度使。

    到了高岳這個年代，國子監也好，州縣兩學也罷，根本就是名存實亡了，所以先前高岳在太學裏，國家為保住國子監，要求京兆府解送的舉子，國子監學生必須佔取一定比例。

    「唉，人心既去，即便以法律拘押之，也是無濟於事的！」高岳深知，中央和地方的教育要不要振興，當然要，可靠下達些政策修修補補是不行的，而是需要適應時代的需求，進行強力的革新才是。

    「馬上就在興元府復興學館，不過學館也是要廚料、木薪、俸祿等各種支出的，我準備從職田米當中，抽取三分之一來，再加上公私俸祿里支取五百貫錢，充作學館的經費。」高岳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雲和聽到此，當即心中就有疑問，「不會要把竟兒......」

    「沒錯，竟兒要入學，竟兒第一個入學的話，就是榜樣，興元府各級官佐的子弟也會入學，隨後整個州府到各縣求學才會蔚然成風。」

    高岳這個想法，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