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這種觀點姑且稱為「條件論」，他們由此認為，在不具備這些條件就貿然速行立憲，不但事與願違，反會給國家和民眾帶來災難。更有甚者，他們對改革者的動機表示懷疑，認為大清的國情和歐美國家有很大差別，僅僅是一些人為了追求立憲的虛名，結果恐怕不能於國有利，反導致「執政者無權」，那些別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棲息其間，日引月長，為禍不小」。

    而主張速行立憲的一派也承認當時的現狀，但他們反過來認為這種現狀是因為沒有變革的結果。因此，只有通過立憲的刺激和引導才能改變這種危機。而且，速行立憲派對立憲後的推論相對樂觀，他們認為立憲制度一旦建立，緩行立憲派說的那些條件是可以在這種制度下逐漸創造出來的。這種觀點也就是所謂的「危機論」。

    儘管兩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情況下，「危機論」顯然更有市場，更容易引起人們的共鳴。

    從陳文強的角度來看，他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頭。所以，即便「危機論」更傾向於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層面，即便「條件論」更具有理性，對他來說。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這並不妨礙陳文強從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將是他值得信賴的武器。而且，不管是什麼派。日後都有成為革命的同盟軍的可能，推翻滿清，也少不了他們的力量。

    革命軍與北洋軍難免有一戰，並不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分出勝負，但北洋軍要顯示出力量，革命軍也要展現強軍的風采，重要的是敢戰的精神。最後解決問題還是要在談判桌上，軍事永遠要為政治服務。

    是的，沒錯。陳文強並沒有抱着革命成功等同於武力統一的念頭。除非北洋軍倒戈，而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從當時的中國軍力來看，北洋軍與革命軍打得兩敗俱傷，打得持續不斷，傷害得不僅是國家的元氣，更會招致列強的干涉，比如日本，那是肯定會趁火打劫的。

    最後將是一個談判達成的妥協。才能儘量地保全國家的武力，包括北洋軍在內。特別是中國的北方。沒有了北洋系的軍隊，最直接受害的便會是東北。而革命軍的實力被消耗太多，也無法穩固佔領和控制某些省份，也就無法實現革命者心中的國家建設的理想。

    一場大戰，一場談判，一場妥協。然後是一段相對平和的發展時期。至於統一嘛，除了武力，恐怕還有別的辦法吧？

    所以，陳文強才要去見一見袁老四這個中外皆知的大人物，希望能從他的思維中尋找到可資利用的東西。不一定非要現在發揮作用。可作為一個長遠的準備，也是很好的。

    「袁大人對陳先生是慕名已久，今番能在天津相見，終於是圓了心愿，必然心中大慰啊！」張一鏖作為袁世凱的親信幕僚，此次攜信邀請陳文強成功赴津，差事可謂辦得圓滿，心情也很暢快，對陳文強更是唯恐有觸犯之處。

    「袁大人抬舉，張兄客氣了。」陳文強淡淡地一笑，說道：「兄弟官卑職微，實是當不得如此謬讚。」停頓了一下，他盯着張一鏖緩緩說道：「恐怕袁大人邀兄弟會面詳談，並不只是有關北洋機器製造局，以及修築津鎮鐵路之事吧？」

    津鎮鐵路，也就是後來改名的津浦（天津至南京浦口）鐵路。一九零二年，清政府改派袁世凱督辦津鎮鐵路，袁世凱又委派唐紹儀、張翼等人與英國中英公司及德國德華銀行代表進行談判。

    但清政府與英、德關於津鎮鐵路借款的談判遭到直隸、山東，江蘇三省京官、地方紳商及留日學生的反對，認為「津鎮一路，北接畿甸，南貫江淮，扼江海之咽喉，握三省之命脈」，地理位置和戰略意義十分重要，要求將津鎮鐵路收回自辦，事情由此擱置。

    一九零七年年初，清廷又加派張之洞會同辦理津鎮鐵路。張、袁幾經協商，認為廢約自辦困難很大，借款自辦雖切實可行，但合同必須不甚苛刻，方可為國人所接受。

    而陳文強在粵漢鐵路修築中的籌資募款顯然是可以借鑑學習的，工程進度也令人驚訝讚嘆。但陳文強卻知道，袁世凱邀其見面，並不是修鐵路這件事情，至少不是主要的。北洋機器製造局呢，專為北洋軍製造槍炮子彈，與湖北槍炮廠似乎也不是什麼競爭關係。

    張一鏖想了想，委婉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