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生涯與登基之路

    司馬昱，字道萬，出生於西晉永嘉四年（320年），其祖籍為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乃東晉開國皇帝晉元帝司馬睿的少子，母為鄭阿春。司馬昱自幼才智出眾，深受父皇寵愛。初封琅邪王，後轉封會稽王，擁有深厚的王族背景與崇高的地位。

    公元371年，權臣桓溫因政治鬥爭廢黜了晉廢帝司馬奕，同年11月己酉日，桓溫擁立司馬昱為帝，改元「咸安」，標誌着司馬昱短暫而曲折的帝王生涯正式拉開帷幕。

    二、傀儡皇帝與桓溫的權柄之爭

    司馬昱在即位為晉簡文帝後，雖然名義上坐擁江山，但實際上整個朝廷的決策大權已牢牢掌控在權臣桓溫手中。桓溫以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早在司馬昱即位前就已積聚了強大的勢力。在廢黜司馬奕後迅速推舉司馬昱登基，表面上似乎是延續了司馬氏的皇位，實則進一步鞏固了自身對朝政的實際控制。

    司馬昱在這樣的局勢下，深感自身處境的尷尬與無助。他雖胸懷壯志，卻難以施展治國理政的抱負，不得不在各種重大決策上屈從於桓溫的意志。這種局面導致了司馬昱的施政理念和舉措大多無法得到有效貫徹，國家政策的方向往往由桓溫一人決定，皇帝成為了國家政治舞台上一個徒具象徵意義的存在。

    司馬昱並非毫無抵抗，但他深知桓溫權勢熏天，且手握重兵，稍有不慎，不僅自身的帝位難保，還可能導致國家動盪不安，甚至引發更大的危機。因此，儘管內心滿是不甘，他還是選擇了忍辱負重，通過隱忍和妥協，儘量在有限的空間內維持皇權的尊嚴，同時也試圖通過策略性的讓步，保護太子司馬昌明的地位穩定，以期在未來能夠恢復皇室的權威。

    三、臨終託孤與權力交接的困境

    公元372年7月，晉簡文帝司馬昱的生命燭火即將熄滅，疾病纏身的他深感國事未定，儲君稚弱，憂慮國家未來安定。在此生死攸關之際，司馬昱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希望確保政權過渡的平穩與帝國的延續。

    一日之內，司馬昱連續發佈了四道詔書，焦急之情溢於言表，他懇請駐守姑孰（今屬安徽省當塗縣）的大司馬桓溫立即進京，擔當起輔弼朝政的重任。桓溫作為當時權傾朝野的重臣，既有赫赫戰功，又握有軍政大權，無疑是司馬昱眼中維護國本的最佳人選。

    然而，桓溫對於司馬昱的迫切召喚並未積極回應，此舉反映了桓溫對皇權的態度及其覬覦之心。司馬昱見狀，內心的焦慮愈發強烈，為了確保國家不至於陷入混亂，他在遺詔中做出了驚人的決定。他賦予桓溫如同周公旦輔佐年幼成王般的權利，暗示桓溫在必要時可以取代太子司馬昌明，自行攝政乃至登基稱帝，以實現國家的有效治理。

    四、王坦之的抗爭與遺詔修改

    在晉簡文帝司馬昱臨終之際，其針對身後事的決定引起了軒然大波。原本司馬昱在遺詔中表達了對權臣桓溫的高度信任，甚至願意賦予其類似周公輔佐成王般的攝政特權，乃至在特殊情況下，允許桓溫取而代之，登上皇位。這份遺詔無疑是對東晉王朝正統繼承秩序的重大挑戰。

    此時，宮廷郎中王坦之勇敢地站了出來，他對司馬昱的這一決定表示堅決反對。在他看來，東晉的江山是由宣帝司馬懿和元帝司馬睿艱辛開創，而非司馬昱個人可以任意處置的私產。王坦之的憤怒不僅僅源自對皇權尊嚴的扞衛，更是出於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深深憂慮。他在司馬昱面前義憤填膺，憤然撕毀了那份可能顛覆國家根本的遺詔。

    面對王坦之擲地有聲的諫諍，司馬昱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他明白王坦之所言極是，自己的決定確有可能帶來不可預知的政治後果。在經過深思熟慮後，司馬昱接受了王坦之的意見，毅然決定修改遺詔內容。

    新修訂的遺詔不再提及桓溫可以取而代之的權力，而是要求太子司馬昌明應效仿蜀漢後主劉禪對待丞相諸葛亮的方式，對桓溫保持最高的尊重和絕對的遵從。同時，遺詔強調所有國家重要的政務決策，必須先稟報大司馬桓溫，確保在尊重桓溫實際權力的基礎上，儘可能保留了皇家對國家事務的知情權和一定程度的決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