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入仕途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楊嗣昌中舉人，這是他步入仕途的起點。四年後的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他在殿試中位列三甲第一百九十六名，獲賜同進士出身，標誌着他正式踏入了明朝的官僚體系。此後，楊嗣昌開始了他多姿多彩的官宦生涯，先後擔任杭州府學教授、南京國子監博士等職位，這些經歷不僅鍛煉了他的行政能力，也為他後來在戶部任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楊嗣昌在戶部的歷練尤為重要，他先是在福建司和江西司擔任主事及員外郎，後於泰昌元年（1620年）升任戶部郎中，不久又遷至南京戶部新餉司郎中。在這個位置上，他展現了對財政管理的深厚理解，尤其是在處理邊疆軍餉問題上。當登萊巡撫袁可立因遼東戰事緊急向朝廷請求撥款時，楊嗣昌及時上書，呼籲朝廷發放二十萬兩銀子以穩定軍心和民心，顯示出了他對國家大事的高度責任感和敏銳洞察力。

    然而，正當楊嗣昌在官場嶄露頭角之時，朝中政治風雲突變。隨着魏忠賢勢力的崛起，朝堂之上東林黨人與閹黨之間的鬥爭愈演愈烈。為了避免捲入這場政治旋渦，楊嗣昌選擇了明哲保身，以病為由辭官歸鄉，與父親楊鶴一同隱居在湖南武陵，享受着田園生活的寧靜。這不僅是對個人安全的考量，也是對家族未來的保護。

    在隱居期間，楊嗣昌並沒有完全遠離政事，而是利用自己在戶部積累的豐富經驗，開始整理和總結有關邊疆財政和軍事後勤的知識。他編纂的《地官集》二十卷，系統地記錄了他在戶部工作時對於邊疆事務的觀察和思考，這份着作不僅是他個人學術成就的體現，也為後人研究明末邊防政策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二、獲任邊寄

    天啟七年（1627年），隨着信王朱由檢即位為崇禎帝，政治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原先被排擠的楊鶴、楊嗣昌父子迎來了新的機遇。崇禎帝對楊嗣昌的才華早有耳聞，尤其對其着作《地官集》印象深刻，這促使楊嗣昌得以重新啟用。崇禎元年（1628年），他被派往河南汝州道分巡，翌年冬又調任霸州兵備道，負責地方軍事與治安。

    崇禎四年（1631年），楊嗣昌升任整飭山海關內監軍兵備道，負責關鍵邊防區域的安全。然而，家庭的不幸接踵而至，他的父親楊鶴因招撫農民軍首領神一魁失敗，被判死刑。楊嗣昌深感憂慮，多次上疏請求辭職，願意以自身官職換取父親的性命。崇禎帝被其孝心所感動，最終赦免了楊鶴的死罪，改為戍守江西袁州，並勸慰楊嗣昌繼續為國效力。

    崇禎五年（1632年），楊嗣昌被委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關、永平府等要職，負責提督軍務。在任內，他積極整飭防務，加固山海關兩翼城，顯着提升了邊疆的防禦能力。崇禎七年（1634年），他更進一步，被提升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頻繁上疏討論邊防策略，提出開礦招工的創新思路，以削弱潛在的叛亂勢力。這一系列舉措，不僅展示了楊嗣昌的治理才能，也加深了崇禎帝對他的信任。

    然而，命運的考驗並未結束。崇禎九年（1636年），關外滿清入侵，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國家陷入危機。崇禎帝決定起用楊嗣昌，命其接任兵部尚書。面對如此重任，楊嗣昌曾三次上疏請求辭讓，但都被崇禎帝拒絕。次年三月，楊嗣昌抵京履新，直接進入政治決策的核心，開始了他職業生涯中最艱難的階段。

    三、張網剿寇

    楊嗣昌出任兵部尚書之時，明王朝正遭受內外交困。外部，滿清的鐵騎頻頻南下，威脅京師安全；內部，以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軍在中原地區流動作戰，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楊嗣昌上任之前，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黑水峪大敗起義軍，生擒高迎祥，使得局勢暫時有所緩解。然而，楊嗣昌在守制期間已對時局進行了深入思考，他深知國家面臨的危機，並且具備出色的口才和筆力，每次面見崇禎帝時都能條理清晰地陳述觀點，與前任兵部尚書的木訥形成鮮明對比，深受皇帝賞識。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攘外必先安內」，二是「足食然後足兵」。他主張先與清朝議和，以穩定京畿周邊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