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身與早年經歷

    愛新覺羅·耆英，字介春，是清朝宗室成員，隸屬於滿洲正藍旗。他的父親祿康，在嘉慶年間擔任過東閣大學士，這使得耆英自幼便在一個顯赫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由於是宗室成員，耆英得以通過蔭生制度進入仕途，並在嘉慶年間被任命為宗人府主事，隨後逐漸升遷至理事官等職務。

    二、仕途發展與政績

    在道光年間，愛新覺羅·耆英憑藉其宗室身份和家族背景，加上自身的努力與才能，逐步在清朝的官僚體系中嶄露頭角。道光元年（1821年），耆英以蔭生的身份進入宗人府擔任主事，這是一個專為皇族成員設置的職位，也是他步入官場的第一步。此後，他不斷晉升，先是被任命為理事官，這表明他在處理日常政務方面已經展現出了較高的能力。

    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耆英被提拔為理藩院侍郎，這個職位意味着他將負責與蒙古、西藏等邊疆民族的事務，這對於鞏固清朝對這些地區的統治具有重要意義。不久之後，他又轉任兵部侍郎，繼續發揮他在軍事和行政方面的才能。

    道光四年（1824年），耆英參與了將部分宗室閒散人員移駐雙城堡的工作，這是清廷為了加強邊疆地區防禦力量而採取的一項措施。在執行這項任務過程中，耆英表現出了良好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這也為他贏得了上級的信任。

    隨後，他在道光五年（1825年）被任命為內務府大臣，這個部門主要負責皇家財產管理和宮廷日常運作，是一項非常重要且複雜的職務。在接下來的幾年裏，耆英又相繼擔任了工部和戶部尚書，這兩個部門分別負責工程建築和技術革新以及財政管理，是清朝政府運轉不可或缺的部分。

    道光七年（1827年），耆英成為步軍統領，負責北京地區的治安工作，這是他首次涉足軍事領域的重要職務。四年後，即道光九年（1829年），他更進一步，被提升為禮部尚書，同時還管理着太常寺、鴻臚寺和太醫院等機構，顯示了他在文化、宗教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廣泛影響力。此外，他還兼任了都統的職務！

    三、鴉片戰爭時期的作為

    鴉片戰爭期間，耆英的角色變得尤為關鍵。隨着戰爭的爆發，清廷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是在與西方列強的交涉中顯得力不從心。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廷在與英國的衝突中處於不利地位，亟需尋找一個能夠有效溝通並結束戰爭的人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耆英被任命為廣州將軍，並獲得了欽差大臣的身份，肩負起了與英國談判的重任。

    當時，英軍已經佔領了長江下游的重要城市，並威脅到南京的安全。面對這樣的形勢，清廷決定派遣耆英前往前線進行談判。耆英深知此時的清廷無力繼續戰爭，因此在談判桌上採取了相對妥協的態度。他意識到，只有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才能避免進一步的損失。

    在與英國代表的交涉過程中，耆英表現出了相當高的外交技巧。他試圖平衡國內保守勢力與外部壓力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要儘量減少清廷的損失，另一方面也要確保能夠與英方達成協議。經過多次的磋商，雙方最終在南京達成了共識，耆英代表清廷與英國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內容主要包括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港口城市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給英國，賠償英方軍費和商欠共計2100萬銀元，並規定了關稅稅率等內容。這一條約的簽訂，雖然暫時結束了鴉片戰爭，但也標誌着中國從此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造成了嚴重影響。

    四、後期的爭議與結局

    儘管耆英在處理鴉片戰爭期間的外交事務時採取了一種較為務實和溫和的態度，但這並沒有贏得所有人的支持。相反，他在與英國交涉過程中的表現，特別是簽署《南京條約》的舉動，在國內引起了一系列的爭議。許多人認為，耆英過於迎合英方的要求，損害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這種觀點在民間和朝堂上都有所反映。

    在《南京條約》簽訂後，耆英繼續擔任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