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通世故

    鄭光策的故事中，有一段特別引人注目的情節發生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這一年，乾隆皇帝南巡杭州，作為一位備受矚目的君主，乾隆的每一次出行都牽動着朝野上下無數人的心。在這次南巡過程中，皇帝下旨召集各地的才子學者，命令他們在杭州的敷文書院進行一場特殊的考試，以此來選拔人才。這次考試不僅是對才學的檢驗，也是對個人品格的一種考驗。

    鄭光策作為當時文壇的新星，自然也在受邀之列。他帶着滿腔的抱負和對未來的憧憬來到了杭州。然而，當他抵達考場，面對的是當時權傾一時的大臣和珅。和珅不僅是戶部侍郎兼軍機大臣，更是乾隆身邊的紅人，他以一種高傲的姿態坐在御座下的腳几上，要求每一位考生都要向他屈膝遞卷。

    對於大多數士人來說，為了前途，他們或許會選擇暫時妥協，畢竟和珅手中的權力足以決定他們的命運。但是，鄭光策卻是個例外。他深知自己的立場，也明白自己的原則。在他看來，向和珅屈膝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侮辱，更是對科舉公平性的破壞。因此，當輪到他時，他並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屈膝，而是選擇以一種堅決的態度面對這位權臣。

    鄭光策不僅沒有屈服，反而憤怒地側目而視，他的神情表達了對這種不平等對待的不滿。隨後，他毅然決然地與同樣感到不滿的閩士林喬蔭等人一起，向和珅行了一個長揖，然後毅然離開考場，返回了自己的家鄉。這樣的舉動無疑是對和珅權威的一種挑戰，也是對自身信念的一種堅持。

    和珅對此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心中的怨恨導致他將來自福建的考卷擱置在一旁，不予審閱。這一事件不僅反映了當時朝廷內部的一些矛盾，也體現了鄭光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不妥協的精神。他的行為雖然在當時被視為「不通世故」，卻也贏得了那些同樣厭惡不公者的敬佩。

    二、進言獻策

    在鄭光策回到家鄉之後，他並未因之前的挫折而消沉，相反，他更加投入到學問之中，尤其喜歡研讀那些能夠應用於治理國家和社會實踐的書籍。除了廣泛涉獵諸如《資治通鑑》和《文獻通考》這類經典史學着作之外，他還深入研究了多位歷史上的重要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例如陸贄、李綱、真德秀、王陽明等人的着述。這些書籍不僅豐富了他的學識，也為他日後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隨着吏部即將舉行新一輪的官員選拔，鄭光策卻表現出了對出仕的淡漠態度。他認為如果真的被迫出仕，寧願選擇擔任教職，既能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又能維持生計。這種態度反映了他對仕途的謹慎態度以及對教育事業的熱愛。

    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地區爆發了林爽文領導的農民起義，清朝政府派遣福康安前往鎮壓。在此期間，福康安途經泉州時，得知鄭光策在當地任教，便召見了他。鄭光策在此次會面中展現出了他的才能，提出了多項針對平叛和後續治理的策略，受到了福康安的認可，並被採納實施。

    次年的正月，巡撫徐嗣曾前往台灣處理起義後的善後工作，再次邀請鄭光策提供意見。鄭光策提出的關於改善台灣吏治的建議也得到了徐嗣曾的高度評價。儘管福康安和徐嗣曾都希望鄭光策能親自前往台灣協助處理事務，但考慮到母親年邁，鄭光策婉拒了這一邀請，選擇留在家中盡孝。

    除了為國家大事獻策外，鄭光策還在地方事務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福清縣，溺女之風盛行，這是一直困擾當地官員的問題。鄭光策利用自己在福清書院的影響力，積極尋求解決辦法。他深入分析了這一風俗背後的社會原因，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禁止措施。這些努力雖然短期內可能難以見到顯着成效，但長遠來看，有助於改變這一不良風俗，提升社會道德水平。

    三、掌教鰲峰

    嘉慶二年（1797年）九月，鄭光策接受福建巡撫汪志伊的邀請，擔任了鰲峰書院的主講。這一時期，他面臨着一個艱巨的任務——改變當時教育領域內普遍存在的「所用者非所習，所習者非所用」的現象。鄭光策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應僅僅是讓學生掌握知識，更重要的是讓他們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