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巧妙的借鑑了周公的歷史典故，聲稱周公當年也曾向周的祖先祭禱，獲得王命攝政稱王。

    這一說法，再次彰顯了他對儒家的深厚信仰。

    人們普遍相信「周公踐祚稱王」是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

    然而，其中的隱情卻遠非如此簡單。

    周公與周成王是同姓宗族，周公的權力仍牢牢掌握在周王室內部，這是家族內部權力的臨時分配，不涉及天命更迭。

    周成王依然是無可爭議的天子。

    但王莽卻是個異姓外戚，他無法從劉姓皇族那裏獲得「王命」來當皇帝，因此只能依靠天命的轉移來謀求自己的天子之位。

    那麼，天命轉移的標誌又是什麼呢？

    答案便是災異與祥瑞。

    漢室頻遭災異，而王氏則祥瑞頻現。

    一個甲子以來，劉姓天命終結、新王繼起的傳言已經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

    元、成、哀、諸帝並非無動於衷，他們在祭祀、制度等諸多方面嘗試改制，以期避免天命的終結。

    然而，這些努力不僅未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反而對傳言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王莽以安漢公的身份為漢室制禮作樂，成效顯著，祥瑞不斷湧現，無疑是在挽救漢室的天命。

    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祥瑞越來越多，王莽甚至已經祭天了，可皇帝依然是劉氏的。

    這不禁讓人心生疑惑：

    如果王氏歸政於劉氏，那豈不是違逆了天命？

    如果王氏要當皇帝，那合法性又從何而來呢？

    如果劉嬰是一個成年人，在這個關乎家族、世系、血統、天命的緊要關頭，那一定會挺身而出，至少也會發表一番言論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然而遺憾的是，他只有兩歲，他的聲音在歷史的大舞台上始終是沉默的。

    這種沉默中透露出的是，儒經對歷史的獨特闡釋。

    作為經學的儒學，不僅能夠應許未來，更能闡釋歷史。

    經與史，如同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闡釋權更是尤為重要。

    王莽逐漸掌握了對周公、堯舜等歷史人物的闡釋權，也掌握了對劉嬰身份的闡釋權。

    他稱劉嬰為「皇太子」，卻又另外賜號為「孺子」。

    皇太子本身就是尊貴的稱號，為何還要另外賜號呢？

    這還是在於王莽對周公的模仿。

    《尚書》中記載，周公東征之時，管蔡諸叔曾放出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

    「孺子」便是周成王。

    王莽當然不會放過這個細節，他稱劉嬰為「孺子」，既是對他年齡幼小的客觀描述，也是給劉嬰的一個「官方稱呼」。

    這一稱呼，不僅凸顯了劉嬰的稚嫩，更在無形中將他與周成王相提並論。

    從而提醒世人，劉嬰「就是」周成王。

    周公如何對待周成王，我王莽就會如何對待劉嬰。

    王莽每一個舉動、每一個稱呼，都蘊含着深意與算計，如同一位高明的棋手，精心佈局，步步為營，只為在這場權力的遊戲中笑到最後

    與長安城附近百姓的滿懷期待相比，遙遠之地那些劉姓宗室心情就複雜的多了。

    劉嬰被立為皇太子，僅僅一個月，消息仿佛春風一般，吹遍了天下的每一個角落。

    劉姓宗室人數多達十萬之眾，無論是身居高位、擁有爵位的貴族。

    還是已經淪為普通臣民的遠親，無不對如今劉家天下沒有皇帝的安排，感到驚訝與困惑。

    然而，他們的態度在暗中悄然分化，有的緊張觀望，試圖從風雲變幻中尋找出路。

    有的不問世事，仿佛一切與自己無關。

    還有的則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