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法律中漏洞很多。論起熟悉和背誦法律條文，是勛確實不如趙達，但論起咬文嚼字揪漏洞來，十個趙達也比不過他。確實，趙達這種酷吏，也是很擅長玩兒文字遊戲的，但基本上為了把無罪定成有罪，把小案做成大案，都會肆意擴**律適用性的外延，而不會想辦法縮小其外延——這就是燈下黑，是這類酷吏的盲點。

    況且關靖、是勛乃有心算無心，趙達是沒事兒要招事兒，所以撞在一起，就被是勛動用三寸不爛之舌，轉瞬間便給駁了個體無完膚。

    倘若僅此也就罷了，趙達丟了臉，吳質被釋放，曹操父子也沒話說——但這樣真能徹底扭轉官場對於是勛在胡人問題上的疑忌嗎？大傢伙兒只會以為是勛純是靠咬文嚼字，鑽法律空子才打勝仗的吧。

    所以是勛還不肯完，他還有大段兒的演講要宣之於眾呢。

    首先，是勛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故作忍辱負重狀，沉聲道——當然是面對堂下眾人，而戰敗的趙達、楊沛，已經不值得他再大段陳詞了，隨口多刺一兩句便夠——

    「蔡伯喈曾云：『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兵利馬疾，過於匈奴。』實為中國之大患也。某前戍守朔州，所至城邑殘破、田地荒蕪、兵戈不全，而須直面匈奴、鮮卑，及河西之羌胡。若彼等合兵來攻，非止朔州必失，即黃河恐不能守！於是圖謀分化之。瓦解之。收其降附。而攻其不庭。為此而先敗拓拔，然後收其人為假子——都內多有疑我者，然某一心為國，何惜自身之令名？！」

    說到這裏，開抄林則徐的名聯，順嘴就給改成一首五言詩了：「苟利國家者，死生何所期？豈因禍與福，而敢趨避之？」

    完了又說：「朝中諸公。或不明邊塞之情，士林庸儒，或妄托春秋之義，而疑我，忌我，致我辭朔州事，若非曹去疾繼之，或將功敗垂成，思之豈不使人錐心泣血？」轉身一指趙達：「更有這般酷吏，為謀功名而罔顧國事。竟將已臣之拓拔目之為敵國。設今日冤處吳長，此事傳至朔州。鮮卑六部搖心而遁，甚或侵擾州郡，屠戮百姓，則為誰之過歟？！」

    趙達憋得滿面通紅，正待開口反駁，可是勛哪兒能容他再蠱惑人心——這人心麼，還得自己來蠱惑才成！這一大套早就打好腹稿了，當下也不停頓，繼續說道：「吾當上奏丞相，使治彼等害國之罪！」然後同時轉換表情和話題：「彼等以律為說，而漢律六十篇，大抵成於高皇帝、孝武皇帝時，此後三百年，未有更定者，實不適於今日也。彼等為國執法，當因時因事而析律，而乃膠柱鼓瑟，以孝武時與匈奴為敵之策，用於今日——先不論鮮卑，匈奴入塞久矣，其為漢臣亦久矣，單于金印，皆漢所授，安得將呼韓邪而與郅支並論？！」

    漢初，在秦法的基礎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漢武帝時代，又增添了「越宮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達到六十章的規模。可是打那以後，歷代都只偶爾修補，再沒有大規模更改過律條，尤其東漢建立以後，明明實際情況已經與西漢時候大相徑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舊律，再沒有重新更定過。到了漢末，有識之士都已經瞧出了其中的弊病，應邵制《漢官儀》，就是嘗試重新整理和刪定典章制度、法律規條。後來曹魏建立，在漢律的基礎上加以大刀闊斧地修改，刪去很多不符合實際的規條，修成了魏律。

    所以是勛說了，情況不同，法律也應該有所變更，而在法律還沒有變更的現狀下，身為執法人員，就應當根據實際情況來釋法、用法，而不能把匈奴還是敵國時代的法律，應用到匈奴已經降漢兩百多年以後的今天——更別說鮮卑還不是匈奴呢！

    「吾亦當上奏丞相，使更定法律，以應今日。」

    是勛今天趁着這個機會，要開講三個題目，第一就是為自己辯解，收胡人當養子純粹是為了國事，即便有損自己的聲名，那也顧不得了。第二個題目是順便提一提法律問題——老曹你不修法，光靠着特務用一些陳規陋條來方便隨心所欲地入人之罪，那可不成啊，此非長久之計也。

    第三個題目繞回來，他要繼續給自己身上塗抹油彩——「昔之匈奴，唯恃騎射之力，鐵兵寡也，乃因是而禁之。然今之鮮卑、烏丸等卻又不同，禁有何用？蔡伯喈即有云：『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