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劉廙拿出一套簡化版本，重點就在省錢，曹髦無奈之下，只得應允。

    至於酬賞事，劉廙出班奏道：「可從西域諸國例，封以王號。」是勛忙道：「不可。」他說了，西域諸國舊有王號，漢代也是那麼封的，所以咱們不能去給他們挫一級，改封公侯，然而事實上——「呂奉先王於西域，統合各國，則車師、焉耆、鄯善等名為王，實非王也……」這些國家雖然戶口不蕃，但地方廣大，起碼也相當於中原地區的一個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國——「即大者如邪馬台，亦不過大縣耳，安可為王？爵不可輕頒，輕頒則賤。」

    劉廙說那這樣，可封邪馬台女王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勛還是反對，說：「邪馬台雄於筑紫（九州島），儼然有併吞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國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異。」

    劉廙說偏遠海島上一個小蠻邦，就算把整個倭地都統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麼就「非中國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勛時為中書令。這個職位肇設於西漢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內廷事務。稱尚書令，以宦官掌內廷事務，則稱為中書令。漢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權勢竟在丞相之上。對於尚書令、中書令這種職務，因其權重，向來朝臣多尊稱為「令君」——比方說着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當初荀彧雖然等同於漢相，就算在曹操集團中也位列第二，終究尚書令論品秩並不怎麼高；如今的是勛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順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傢伙兒乾脆就生造出一個新詞兒來，尊稱他為「令公」。

    其實在原本的歷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擔任中書令，執掌機要，權勢日重，逮南北朝時，竟成為朝臣中最清華貴重者。比方說謝安即在東晉為中書令。再如高允在北魏為中書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稱為「令公」——也就是說二百多年以後才出現的這種稱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當然是郭子儀郭令公啦——不過這個時候多以尚書、中書兩省次官同平章事為宰相，令則多授藩鎮，其實不預政事。

    到了晚唐以後，中書令越封越濫，簡直成了武將專有的加銜，所以在民間傳說中，就連楊業都被稱為「楊老令公」了——其實他官止雲州觀察使、判代州而已，距離中書令還有十萬八千里遠。

    故此在是勛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為武夫也，如今這稱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麼聽着怎麼彆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絕，只能忍着……

    當下劉廙說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題大做、危言聳聽了吧？是勛心說日本將來可能對中國造成的危害，我這會兒說出來，肯定沒人信——「今二十三國來朝，異服之使，並列階前，何其榮耀，可彰中華之盛也。若異日止二三國來朝，知者曉其兼併，不知者以為中國將衰，是以外邦貢使寡也，奈何？」

    劉廙一皺眉頭，說你這話雖然挺沒溜的，但我喜歡……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於是詔拜二十三國倭王……倭地酋長皆為侯爵，各賜名號、金印。邪馬台女王卑彌呼因此也做不成「親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顆「親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貢獻方物甚多，但價值卻不高，也就毛皮、倭錦、男女生口（奴隸）之類罷了，曹髦將貢物班賜群臣，奴隸則發皇家工坊勞作。崔琰幫他列了長長的一份賞賜品單出來，包括黃金、美玉、銅錢、鐵刀、蜀錦、珍珠、鉛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論價值不下貢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書司馬朗當場就給否了，說關東還在打仗呢，蜀地也沒有徹底平定，我沒這份兒計劃外開銷。公庫動不得，那就動私庫吧，然而又遭到門下監劉放的諫阻：「前陛下踐極，賜群臣金帛，以國用未足，取諸內帑，今若重賜，乃將罄盡矣。」

    曹髦一皺眉頭，說我真就那麼窮嗎？是勛奏道：「所謂積土成山，積水為淵，今若重賜，後再有貢者，必從此例，是貧中國而富四夷也……」中國傳統的朝貢制度，最終就釀成了這種惡果，導致到了明朝，要明確規定藩屬的進貢次數——你要是年年過來，那我非破產不可呀。

    「且蕞爾小邦，得金玉無所用，得絹帛不能織，唯炫其華彩而已。是中國之賞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說我跟秦朗仔細打問過了，倭地沒有好鐵，部隊基本上還在使用銅兵，而且他們就連銅的冶煉技術也很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