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輔成和李贄這兩個自由派，在討論人不被朘剝才能獲得自由，他們討論的朘剝，不僅僅在生產中，還在生活中，衣食住行，房屋供給，醫療、教育、供水、生活垃圾處理等等基本生存需求的商品化，導致生產者可自由支配的所得減少，自肉食者在衣食住行中掠奪了更多的財富。

    反對朘剝的戰場，不應該集中在勞動市場公允和生產資料歸屬這兩件事上，還要看向作為人必須要擁有和取得的權利。

    這就是林輔成和李贄的有限自由，朱翊鈞對有限自由論是極為認可的。

    林輔成和李贄，從姜維談起，到君聖臣賢救不了天下，需要萬夫一力，需要四方庶民獲得自由，才能實現，邏輯是極為清晰的。

    水窩子的水霸，通常會將水進行甜水井和苦水井進行區分，甜水井供應肉食者，苦水井供應窮民苦力，苦水井一桶水賣6文，甜水井也賣6文，因為水霸要用甜水來賄賂肉食者，維持自己獨佔這片區域的水井，維持苦水井高昂的價格，維持自己的利潤。

    比如五城兵馬司就會禁絕城中打井，一旦發現，就會回填，甚至用差役等事兒為難，因為水霸們都會給五城兵馬司的校尉們上一份貢奉，維持自己的地位，好處絕不是一桶甜水那麼簡單，貢奉才是利益。

    水窩子是水霸，還有就是糞霸，糞道主。

    另外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教育了。

    在洪武建極之前，延安府，一共有三州十六縣，僅有四座儒學堂，自洪武二年詔命「郡縣立學校」後，至洪武十七年止，一共修建儒學堂20所。

    北平府(順天府）1府4州21縣，儒學堂只有8座，到洪武十七年時，順天府額外增設了21座。

    宣宗朝胡濙上表言：國朝自洪武之初開設學校，內有國子監，外有學，教養之法甚備。

    洪武十七年四月，太祖高皇帝再下詔：設岷州衛軍民指揮司儒學堂，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同年潤十月，遼東都司建立儒學堂。

    在這段時間，有儒學士鼓譟『邊境不必建學、蓋因邊境之民不可教化』的風力，朱元璋非常生氣，下一份冗長的聖旨，以『聖人之教無往不行』為由反駁，痛罵儒學士就是不願意到邊方吃苦所以才如此聒噪。【注1】

    自洪武十七年起，大明軍屯衛所開始建設學校，在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裏，矢志不渝的建立軍屯衛所的衛所儒學堂。

    軍屯衛所儒學堂，設官如府學之制，府州縣和軍屯衛所的儒學堂是完全相同的規格。

    如此大規模的建學，西席先生、老師從哪裏來？

    洪武八年，朱元璋下詔，命御史台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當年三月，從國子監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這就是儒學士反對邊方軍屯衛所建學的原因，因為沒有老師，朱元璋那性格，一定會從國子監遴選，最後受苦的還是儒學士。

    自宣德年間開始，軍屯衛所儒學堂因為老師逃所，生員減少，軍屯衛所儒學堂開始消亡。

    歷洪武、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到景泰五年時，已經是『徒有學校之名，而無可餋之士，各邊儒學，似此不少，宜悉革罷，以省妄費』，最終奉敕開始裁革邊衛儒學堂。

    而府州縣學也在消亡，順天府29座儒學堂，剩下了7座還在使用，其餘皆被廢置。

    伴隨着府州縣學堂、衛所儒學堂的廢棄，是大明朝的私塾、書院如同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束修變得昂貴了起來，但僅僅是束修昂貴也就罷了，重視教育的中國人，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

    可是這拜聞達之士為師，隱形的門檻，才是最重要的。

    林輔成所說的將匠人打造成貴族階級，社會地位等同於士大夫，掌控生產資料的同時，還擁有向上躍遷，成為官選官，影響大明這艘大船方向的可能。

    即，統治階級。

    「誠然，現在做不到。」林輔成十分肯定的承認了自己說的不過是鏡花水月，他看向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