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同治十二年，西曆1873年，報紙這東西在中國大地已經不算稀罕玩意了。

    雖然遠沒有民國階段來的繁盛，但無論是廣州的《羊城采新實錄》，香港的《外中新報》，上海的《申江新報》【申報的前伸】、《上海新報》，還是寧波的《中外新報》，漢口的《昭文新報》，這些個通商口岸涉及到的城市都有中文報紙的身影在出沒。甚至連北京都出現了《中西聞見錄》，如此就更別提早二三十年就充斥在租界的英文報紙了。所以，上海租界裏再誕生一個《大公報》，也不出奇異荒誕。

    此報誕生已經年余，因為資本不大，更無硬朗的後台，所報內容也乏善可陳，一直來只能勉強生存着。可是這一回法越戰爭，卻給《大公報》命運帶來了轉機，讓它陡然成為了上海民眾最受追捧的報紙。因為它詳細報道了秦軍入越之後的兩場最重要戰役：河內之戰和順化之戰。

    越南第二次與法國的戰爭，打開之初這檔事對中國幾乎沒有影響。對於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越南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地方，涉及到屬國安危和大清朝的臉面，關係的也只會是朝堂重臣，連不相搭界的地方官員對此都不理會。直到越南國書求援北京，秦軍奉命涉入越南戰場，才陡然成為百姓們關注的熱點。但這依舊沒有讓這些報刊的注意力，放到秦軍的身上。因為這些中文報紙的新聞嗅覺和自我能力，還沒達到這一境地。於是，《大公報》成為了吃螃蟹的第一人。

    它的老闆——王慶，當然沒大方到派人到越南進行戰地採訪，他只是派人去了香港，並且讓他的文員在香港僱傭一個懂英文的人做翻譯，他自己也在上海本地雇了一個英文翻譯，緊盯着上海英國殖民當局的喉舌——《字林西報》。每每遇到關乎法越戰事的報道都第一時間匯總起來，然後第二次就變成中文報刊《大公報》上的一個個方塊字。

    那香港報業消息的靈通就不說了，只說《字林西報》這份英文報紙，多少年來就以重視時事、外交方面的消息著稱，經常就中外關係、中國政局的等等問題發表看法，本身具有較濃的政治色彩。更重要的是，去年時候，也就是1872年，其與英國通訊巨頭路透社遠東分社（上海）簽約，從此在中國長期獨享該社電訊。可以說《字林西報》的消息靈通性，比之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

    王慶派人去香港的解釋是——此地處兩廣，臨近戰場，會有一些地區性的消息傳到來。實際上卻是一種紅果果的掩護，王慶派去香港的人，正是上海站的成員。而王慶本人也用自己那『痛苦』學來的一口半生不熟的中國式英語，以及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將自己成功偽裝成一個小有資本，小有想法的中國新式文人。

    一切的因果和來龍去脈都值得推敲，王慶以一個文化人的身份在上海灘取得了立足，也徹底打響了《大公報》的名頭。

    秦軍河內大捷、順化大捷，激起了上海民眾絕對的愛國心。同時也讓這些新聞報道迅速被全國各地的中文報紙轉載，在北京都沒正式接到劉暹報捷文書的時候，京津、湖廣、陝西、河南、上海、兩江、兩廣嶺南等，半個中國的老百姓、士紳、官員，就都已經知道劉暹大勝法夷的喜訊了。

    特別是津京地區，喜報傳來，民眾一時失聲，但是在震驚反應過來後，整個民間頓時沸沸揚揚，熱情澎湃如火，不可抑制。

    本來劉暹在民間就有國朝第一名將的風頭，這些就更是坐實了。就如上問說的一樣，讓老百姓們覺着自個腰杆兒都硬了幾分！

    整個大清，只要是消息傳播到的地方兒，都沉浸了對法戰事的討論、讚美、鼓吹、激昂以及分析當中。

    北京城的茶館邊地都是。這個時候你去茶館瞧瞧，隨便一座，一雅間，關於劉暹和秦軍大勝的議論、讚美聲就撲面而來。先前劉暹上書辦鐵路帶來的誹議，被一掃而光。

    ……

    在恭親王府邸，這個時候兒。卻是一片寧靜的氣氛。

    後花園的一處玻璃閣子裏面，大清朝現今宗室的頭一等能臣干城鬼子六奕?，和日後被稱為李合肥李鬼子的李鴻章李中堂，正彼此面對着一副殘局，靜靜沉思。

    「哈哈，不中用了，年紀大了，腦子不行了。」李鴻章首先打破了閣子沉靜，自嘲着先投子認輸。

    奕?也跟着笑了。「年只五旬，正值年富力強。中堂何言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