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讓田莊員外善待莊客，必須有讓他們不得不如此做的理由。范待制說得對，如果朝廷對事情聽之任之，主家必然會讓莊客作牛作馬，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征之史冊，從魏晉到隋唐，莊園裏的部曲奴婢生不如死，人命不如牛馬。我雖愚昧，這些事情還是知道的。但到本朝，嚴禁私奴婢，無論主戶客戶，都一樣是朝廷的編戶齊民。編戶齊民不是為了征賦稅，而是讓他們的命運不再掌握在主家手裏，不再是如牛馬一樣的財物，而真真切切地是人，是朝廷可以使用的人力。」

    士大夫的基本功就是讀史，汲取古代的智慧，驗之當世。徐平說的這些，范仲淹當然是爛熟於胸，不然他也不會對徐平做的事情有如此多的疑慮。

    「范待制，現在兩京周圍，曠野千里，幾十年來，朝廷花了無數心力，依然無法改觀。兩漢時候，這裏的人口是現在的二十倍之多，就是隋朝，人口也是現在十倍。地方還是這個地方，怎麼就養不了那麼多人了呢？原因當然是很多，如果一條一條列出來，可能幾天幾夜都說不完。但有一點最根本，中原土地平曠，雖說是沃土，但與江淮相比卻貧瘠得多。中間黃河又水患不斷，幾乎年年成災。都說小農耕田，三年應當存下一年的糧，但現在的中原，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地方可是不多。隋唐開漕運，自然是為了供應京城而不得不為，但也讓中原糧價直接與江淮拉平。江淮的土地都還開墾不盡，中原這裏的地怎麼開墾出來都是賠錢，是也不是？中原是三京所在，天下根本，這樣下去終歸是朝廷隱患。」

    這種宏觀的經濟分析就不是范仲淹擅長的了，聽了徐平的話，覺得有些道理，但又總覺得哪裏不對。實際上漕運對中原的農業有巨大的抑制作用，當然是沒有錯，但這裏面到底有多少是因為各地的種地成本不同，有多少是因為官府強行平抑糧價，就不是幾句話能夠說得清楚了。不過中原一帶的恢復，確實是京城遷走漕運改道之後的事。

    「中原耕種田土不容易，如果換在其他地方倒也罷了，無非糧價高一些。但三京是朝廷根本所在，糧價高不起來。周圍的百姓，很多寧可進京城裏面做閒漢，都不願意耕種土地。這是大勢，可不是靠獎勵農耕就能解決的。大農莊與小農相比，有更多的錢，就可以買更好的農具，修水利改良土地。他們能從土地上獲得更多的財富，也比小農更能對抗不斷的天災，就能把周圍的土地開墾起來。到農莊裏做莊客，怎麼也比在京城裏做遊手好閒的閒漢好，這些閒漢不知惹出了多少事情！」

    范仲淹緩緩地道：「興建農莊的好處徐待制已經說得清楚了，我也聽清楚了，那各種弊端呢？如何防止前朝虐待奴婢的事情重演。」

    「這些弊端是大農莊與生俱來的，無論如何也無法防止。」說到這裏，徐平抬手止住要開反駁的范仲淹。「但天下間的事情，哪裏有十全十美沒有弊端的呢？就如范待制要讓小農安居樂業，又何償沒有難以開墾荒地的弊端。朝廷要做的，只有揚長避短，用朝廷的力量把這些弊端的影響減小到最小。如凡是農莊莊客，都必須有官府認證的契約，時限還不能太長，莊客不滿意了能夠另換別家。當然最重要的，是朝廷自己也要參與進去開農莊，給莊客的待遇立個標杆，在別家幹得不滿意了，莊客可以到官府開的農莊來。」

    說到這裏，徐平笑了笑：「如此做，范待制不要說三司與民爭利就好。」

    「我沒有那樣食古不化。不過，徐待制有把握把這些事情做好？」

    「不做又怎麼知道能不能做好呢？事情只要利弊分析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然後就認真踏實地去做事了。事事瞻前顧後，停在這裏，總不是辦法。」

    范仲淹看着眼前浩瀚的金明池，想了一會，點頭道：「既然徐待制已經把事情都想的清楚，想來是有幾分把握。這樣吧，過兩天我上個奏章，提請此事諸司集議，如何？」

    「好，如此最好，話說在前面，總好過到時七嘴八舌。」

    徐平知道範仲淹的意思是相關幾個衙門聚在一起，把可能出現的問題，防範的措施全都一一講明白。這也不是壞事，徐平並不反對。再者說了，范仲淹只是判國子監，又不是宰執，他的奏章上去有沒有人理還是個問題呢。

    大的政策變更自然是會引起社會方方面面的變化，這些變化有好有壞。哪怕是同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