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先秦的顯學之中，儒家的治國理論相對薄弱，基本沒有什麼系統性的統治教科書。 .更新最快要怎麼治理國家？儒家告訴後人的，是去看先王之治。不過有一點，儒家因為提倡隆禮尊賢，被視為鋪張浪費，幾乎所有的反對派都攻擊這一點。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百姓最好吃飽了什麼事不干，什麼事不想，不要有多餘的活動，或者稱為愚民。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耗，什麼禮儀忠孝，都是多餘的浪費。至於娛樂，那更加是罪惡了，本就不應該有，所以也就不允許有。

    正是因為治國理論薄弱，什麼樣的理政措施都可以向儒家裏裝。崇本抑末，重農輕商來自於法家，一部分儒者便就吸收了進來。節用愛民來自於墨家，一樣被吸收了進來。黃老之治，清靜無為，更是成了王朝新立時的標配，與崇尚文治並行不悖。

    以上三項重要的治國舉措，與徐平現在推行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馳，可以說都是建立在天下之財有定數上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李覯來破除這種觀念了。他由理論上提出了人之欲是天性，是正義的，而滿足人的這些**，則就是逐利。義利之辨，利與義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對立的，逐利與求義並不矛盾，這正是後世功利主義思想的源頭。

    徐平需要李覯的理論基礎，正是在這一點上。追求滿足人的**是正義的，則就可以把滿足**的物質和精神產品定義為財富，人的**無窮，對財富的渴望也就無窮。而這樣的財富，可以通過人的雙手創造出來，接上勞動創造財富的提法。

    人的勞動可以創造財富，則就可以順推出取得更多財富需要更好的勞動工具，需要更高的勞動效率，需要更好的組織管理，需要勞動者更高的勞動積極性。更好的勞動工具就需要工匠，更高的勞動效率需要科學的方法，更好的組織管理需要合理的分工與協作，更高的勞動積極性需要好的精神狀態，則精神追求與娛樂就成了應有之義。

    李迪在學術上的觀點比較質樸，或者說並沒有什麼堅定的信仰，只要是有道理的，他都認可。尊荀還是尊孟，在他這裏都不是問題，甚至兩者都放到一邊，另起一派，在他眼裏也沒有關係。這也是這個年代的主流，歷史上非孟的扛旗者李覯，還是范仲淹舉薦到朝廷里的。歷史上要到歐陽修之後，學術之爭才會變得激烈起來。

    徐平聽了李迪的話，心裏一動，問道：「相公以為，李覯可以用他的經學之才，為我們這次做的事情立下學術根本？李覯是有大才，可離經叛道了些。」

    李迪笑道：「李覯經學上學通古今，他自己是經學大家，怎麼會離經叛道？」

    說完，不等徐平答話，李迪嘆了口氣：「這些日子，我也把你這一年在京西路的新政理了一下，覺得也只有李覯，才能把這一切說通。據說自你在邕州任通判，李覯便就千里迢迢過去相隨，也不知道是他影響了你的施政呢，還是你的施政影響了李覯的想法。不管怎樣說，你施政卓有成效，李覯在經學上也講得通，所以現在你要立什麼萬世法，才可行。」

    徐平心中千迴百轉，實在有些摸不准李迪的意思。去年自己要行新政，李迪是強烈反對的，甚至要求在自己治下的孟州不行新法。今天晚上到現在聽來聽去，卻又處處都在誇獎新政，與去年的態度完全相反，也不知道他的心裏到底是怎麼想。

    雖然對李參說李迪的作用遠不能跟京西路官員的齊心比，在內心裏，徐平還是希望有這麼一位元老重臣站在自己一邊的。京西路的官員，除了李迪、張耆和陳堯佐，地位最高的就是自己，說話的分量還是遠遠不夠的。

    張耆別說是不會支持徐平，就是支持也沒有用，他純粹是靠着與真宗皇帝和劉太后的私交爬上高位，不管能力還是人望都一無可取，現在說話完全沒有用處。至於陳堯佐，徐平知道他跟呂夷簡關係非淺，不敢奢望會支持自己。能夠爭取的，只有李迪了。

    喝了兩杯酒，徐平終於定下決心，對李迪道：「相公，實不相瞞，剛才我正與李通判談起今年孟州的考較來。去年相公決定在孟州不行新政，真正按道理講，今年的錢糧並沒有虧欠，不過由於絹價下跌，折成錢的話，孟州可能就不如去年了。我為京西路漕憲，主管本路錢糧，考評最重的是一個公字。絹價下跌是意外，非州縣主官所能預料，也非一州一縣所能夠平抑的，孟州與去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