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換了一個面目罷了。

    為什麼封建時代的歐洲沒有治亂循環？這沒什麼好解釋的，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時代同樣沒有治亂循環。發展不到那樣的水平，矛盾在各家解決了，很難形成波及天下的大亂。

    歐洲走出家天下之後有沒有治亂循環？當然有，一次一次的經濟繁榮和經濟危機，換一個名字就不是治亂循環了？治亂循環不可怕，只要走出了封建時代，實現大一統，幾乎無法避免。怕的不是治亂循環，怕的是天下興亡，及時改革調整，千萬不要走到那一步。

    非要天下不再出現治亂循環了，真沒有辦法，社會發展總是這樣來來回回的。

    不解決不行，經濟危機不允許發生，資本主義的事情我們不許有，這是日耳曼人那種又蠻又軸的勁頭。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弊，兩全其美只是暫時的，矛盾是發展轉化的，好的總有一天變成壞的，壞的有一天說不定就變成好的。這沒有什麼可怕，不能想着把子孫後代的事情也做了，更重要的是要告訴他們因時制宜及時更改。

    韓愈和柳宗元建立的政權的合法性在人，在人的表現就是查天下治亂，亂的時候要及時更正，治的時候要努力堅持，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舊兩黨除了意識形態和政策取向間的爭執，輪流上台執政的理論基礎就在這裏。這個理論基礎，就是兩黨制國家輪流執政的內在原因，哪怕徐平前世，世界第一大國依然是如此。

    仁義之道就真是沒有弊端了？當然不是。只是意識形態下這個弊端不是弊端罷了。這樣做要求政權對社會的掌控力足夠，調整還得及時，對政權的執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權失去這樣的能力，對社會掌控不足，仁義之道的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此時宋朝對農村的掌控力還是比較弱，在城鎮的掌控力過強，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針對這兩個方向來的。農村要開始收權，建立自助的各種組織，由官方進行制度和財政上的支持，幫助他們對抗地主的剝削。在城鎮開始放權，放鬆對行會的管制，放開價格管制，並引導農村的資金投向城鎮，引導工商業的發展，開啟工業化時代。

    這個過程，其實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過程，不過面臨的條件不一樣，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樣罷了。前世改革面臨的是農村和城鎮的掌控力都過強，表現出來的就是城鄉同時放權，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會要發展的動力。

    過了這個階段，社會推動發展的動力枯竭，用於發展的社會剩餘向少數人集中，新的社會危機便又出現。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過來，重新收權，官方來背起發展的責任。

    城鄉的不平等，必然帶來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現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時向城鄉一起下手罷了。隨着生產力發展，工業化的進行，城鄉差別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會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會出現負作用。如在農村，收權之前一些利於發展的基礎設施，道路和橋樑，開渠和開荒，諸如此類，是由鄉村的勢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農具，也是由這些人家購買，投入到實際使用當中去。一旦收權，農民的自助組織尚不具備這個能力，可能會出現基礎設施建設的倒退。此時要由官方出面，及時扼制住這個倒退趨勢，使社會生產以最快的速度，進入到發展的正常軌道上來。

    以矛盾論的觀點，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兩個方面，會相互轉化，真正的萬世法其實是沒有的。為萬世開太平，不是固定一個政策，從此無憂，而是告訴後人，這個政策有利有弊。現在用是利大於弊，當矛盾轉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時改革。

    不管是勢力人家，還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權之下的民，沒有好與壞，沒有哪個是朋友哪個是敵人的問題。隨着社會發展，對於社會中的每個人來說，平苦之民可以成為勢力人家的一員，勢力人家也會跌入平苦之民，這都是社會的正常現象，不必視作洪水猛獸。在內部分階層，阻擋這種轉化，就是在給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當朋友，還是把自己人當敵人，都是喪失了政權的執政立場。執政黨不要在內部找朋友來支持自己，這是革命黨的辦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敵人，一旦社會矛盾轉化，政權的基礎就轟然崩塌。蘇聯的崩潰從內從外可以找一萬條理由，可以揪出來無數個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為執政黨，採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