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初五，趙禎御文德殿，大早朝。

    正殿早朝，更多的是禮儀性的，在京官員，無論匣務不匣務，全部上朝。皇帝每隔一段時間在所有官員前露面，表示自己身體正常，國家運轉正常，避免猜疑。在這種大早朝上面，原則上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奏事。這樣做的制度意義，是表示朝廷大政沒有被皇帝身邊的人把持，真有意外，可以在大朝會上當眾揭穿。當年宮中失火，呂夷簡一定要讓劉太后請趙禎出來露一面，才肯帶着百官離去，便是出於這個原因。

    徐正站在角落裏，都看不到兒子站在哪裏，心裏還是無比的自豪。小時候不成器天天鬧騰的那個混小子，誰能夠想到有今天，站在了百官的前頭。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兒子在哪裏，徐正特意打聽過了，徐平的班位在趙元儼和晏殊之後，百官第三位。

    趙禎升座，群臣行禮如儀。起居告謝畢，輪班奏事。

    前殿一般不議大事，因為這種大朝會禮儀繁瑣，時間緊張，參加的官員又太多，大事議不清楚。議的多是日常事務，大臣上前稟奏，趙禎可與不可，不能決定的由小黃門把奏章收入袋中，帶回宮中處分。政令必出中書敕令，疑難大事趙禎一個人也決定不了。他冒然一個人做決定，手詔被宰相給退回來，不是什麼好事。

    明朝之後不設宰相，哪怕後來出現大學士，清朝出現軍機大臣，實際行使相權，也都不是宰相。沒有政令必出中書，只能用敕，軍令必出樞密院，只能用宣命這兩條，權臣的勢力再大，哪怕能決定皇帝的生死，宰相也不是政權決策班子中的一分子，而只是皇帝的下屬。宰相班子是國家實際的治理者，是由制度來保證的。

    第一班宰臣，晏殊和徐平帶幾位參知政事上殿。奏的都是已經決定的事情，主要是徐平將要使要的官員職的升遷，如葉清臣進龍圖閣直學士，李參直史館，諸如此類。

    第二班樞密院，呂夷簡帶樞密副使上殿，奏西北的軍事安排。

    第三班三司，程琳帶三司副使上殿，奏今年的財政安排大略。

    第四班開封府，任布上前奏春節期間開封城內事。

    第五班審刑院，宋庠上前奏訟獄。

    自西北亂起，前殿奏事只有五班，五班奏畢散朝，不能超過辰時。大朝會御史中丞要監察紀律，是不上殿奏事的。

    最後禮儀性地問群臣有無別事要奏，眾人都已經準備退朝了。

    正在這時，排位極靠後的司馬光從人群中擠了出來，捧笏抗聲道：「臣司馬光，請與集賢相公廷對！相公欲一道德，此根本大政，關萬民疾苦，天下興衰，不廷對，何以服百官！百官不服，何以臨百姓！」

    趙禎已經要起身了，只好又坐了下來，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

    徐平神色淡然，捧笏出列：「臣願對！」

    此話一出，準備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來，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腳。

    廷辨是宋朝對政治大事的討論方式之一，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除非是涉及到國家的根本大政，不然不用。這是一場由在殿內的朝臣全部參加的大辨論，涉及到的人多，討論的事情特別重大，觀點也尖銳，大多數廷辨都會從早到晚。甚至思想爭論激烈的時候，一次不行，在短時間內多次進行。

    廷辨這種大事，大多數的官員一輩子也碰不上一次。

    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較，這就是執政黨內部關於國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論，議會制國家的議會辨論，一黨制國家統一思想之時的大討論。

    一道德，就是統一政治立場，確定政治原則，統一思想。這麼大的動作，沒有人反對是不可能的，徐平早有準備。徐平攜西北大勝的軍功回朝拜相，很多人懾於威勢，在榜文帖出來自己沒有做好準備前，沒有站出來罷了。今天不廷辨，早晚一天會廷辨，要一道德這是不可避免的。此時官職尚低微的司馬光第一個站了出來，並不出徐平意料，歷史上王安石一道德，就是他反對得最激烈。

    一道德不是逼官員站隊，如果最後搞成官員站隊，一道德實際上就失敗了。這就是思想的大辨論，不辨明白，強行推下去是沒有用處的。歷史上王安石變法，在一道德的時候實際上是失敗了，他強行推下去，立新學，以新學取進士。讓滿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