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祖德、包拯和新任沙州通判兼監社使蔡挺立於檐下，看着趙滋帶着一班兵士，族擁着都僧錄契嵩，吹吹打打，出了州衙。

    按說，這個西平王雖然只是郡王，一樣也要有中使，有宣詔使臣上門。只是因為這個王主要注重於佛教方面，便由契嵩代替了中使，與都巡檢使趙滋一起去宣詔。

    孫祖德臉面不好看，他覺得徐平這一次有些過於胡鬧了。西平王是正規郡王，一切待遇、禮儀皆比照郡王。但又說是這一帶的佛主，標誌就是在郡王公服之外，格外披上一塊紅緞，來自御賜。其餘既無袈裟，也無僧帽，還沒有紫衣法號。

    徐平的原話是，官法即規矩。朝廷這樣定了，從此以後這一帶的佛事便如此處理。西平王享受着世俗郡王的待遇，作為佛主，代表佛祖菩薩在這裏的象徵。不需要懂經，不需要念佛，只需要言行謹慎即可。真正解經、傳法的，由沙州僧錄司負責。

    宋朝的佛教管理機構，國家級的稱僧統、僧錄，州郡稱僧正，縣級稱僧首。在沙州設置僧錄司，表示這裏是國家一級，規格極高。現今天下，只有在東京開封府和西京河南府設有僧錄司，這裏是第三家。沙州僧錄司在規格上要高於西京河南府，略低於開封府，是以設僧官七員。都僧錄一人，僧錄、首座、副首座，左右街各一人，比西京多一都僧錄。

    契嵩是被緊急召入京城，親捧敕令，來這裏做都僧錄，管理佛事的。封的西平王實際只是一個象徵，真正掌管這一帶佛教大權的，是契嵩，和他管下的僧錄司。

    宋朝佛教在社會上層比唐朝時大大衰落了，但在民間又大大發展了，後世除了元和清尊崇的喇嘛教，其本維持了宋朝的格局。

    此時佛教已經深入到民間，不但是佛寺眾多，出家為僧者眾，而且對社會風俗影響極深。民間喪葬法事，基本使用佛教禮儀，哪怕是宗室親王和宰相也無法與民俗抗衡。這個年代社會火葬率高達三成，與徐平前世相差不大，可想而知影響有多深遠。

    在前世的時候，徐平經常聽別人說，自己也說，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如何。如喜歡紅紅火火，人要入土為安，社會比較散漫，講究宗族家庭，其實大多來自於明清兩朝。從周朝到宋朝，漫長的歷史時期，社會文化和風俗並不是那樣。中國文化一般比較開明，民間並不強調長幼尊卑，人和人容易團結，紀律性強，家庭宗族觀念並沒有那麼濃厚，對土葬根本不執着。合股做生意，結社立契在民間非常普遍，注重契約精神，書契是社會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民間的自我管理，經濟活動，大多是用結社立契的形式進行。

    正是因為佛教深刻影響了社會文化和風俗，政權必須管理掌控，不允許脫離社會自我管理。立西平王，設沙州僧錄司，便就是徐平嘗試整理佛教管理制度和政策。

    一個僧錄司，一個監社使，用這兩個手段，儘快讓朝廷掌控社會的基層管理。

    民間管理方法大多是從政權那裏學來的，就是一個從法到禮的過程。僧事的管理，僧人的學習升遷，會比照官僚制度。年深日久，習慣了，也就融合到一起了。

    一時間沙州城裏鑼鼓喧天，一群公吏批紅掛彩，在都巡檢司軍人前帶路。而在隊伍前面，是從民間招來的舞者，打扮得五花八門，有神有鬼，有男有女，塗脂抹粉，手中拿着彩緞搖搖擺擺開路。滿城百姓都出來看，好似年節一般熱鬧。

    有人問：「如此熱鬧，那裏捧着緞匹無數，可是哪一家大戶娶親麼？」

    身邊抱孩子的婦人笑道：「哪個大戶能有如此排場？這是大官家封了西平王，這些人捧着詔書，去宣詔的。沙州有一個郡王坐鎮，畢竟與其他州軍不同！」

    「西平王？党項番賊未來之時，太師令公不是敦煌王麼？」

    婦人笑道：「現在立的西平王是張太保後人，如何肯再稱敦煌王？是以稱西平王。」

    太師是檢校官之極，令公是對中書令的尊稱，官的最高一級。這是最後得到宋朝承認的歸義軍首領曹延祿的官稱。太師令公，已是升無可升。曹延祿在境內冒稱大王，指的是敦煌王。實際在他臨被殺之前，宋朝已封他為譙郡王，也可稱大王。依此時的習慣，只要封王皆可稱大王，如果有排行，如皇子，則依大大王、二大王排下去。

    張議潮最高的加官是檢校太保，他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