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關於鞏縣的奏章兩眼發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長官，這種事情發生了不止一起了，從景祐年間之後特別多。但別的地方發生這種事，往往是官員完不成任務，或者被劾，或者調任，路監司為官員求情。鞏縣不同，吏人集體逃亡，王安石沒有比毫完不成任務的擔憂，而是主動上章，要求對逃亡吏人重懲。

    放下奏章，徐平對一邊的晏殊道：「鞏縣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說他們落草為寇，要發海捕文書。此種事情不少見，如此做的倒還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鋒芒太露。吏人逃亡，長吏躲不過逼下太嚴的罪過。京西路雖然上奏是吏人貪瀆，害怕事情敗露而潛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動輒一兩千貫的弊案，令簿難逃失察之過。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員太過，當從容商議。」

    杜衍也道：「不錯，出現此等事，必然是官與吏均有過錯。鞏縣欲發海捕文書，說那些吏人為寇，只怕有些言過其實。可着京西路監司，從附近選謹慎強幹的知通，去鞏縣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聽縣官一面之辭。」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縱然我們覺得此事別有委屈，也不可此時去查。官與吏，吏與民，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邊，此天下大義。不然，官吏一有衝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養成不好習氣，從此吏人有恃無恐，仗勢以臨官長，地方難治。」

    吏是與民接觸最密切的政權基層，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們執行。面對老百姓，他們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揚威。一旦再讓他們對官員佔了上風，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勢，再也難治。是以對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邊，可以站在官員一邊，惟獨不能站在小吏一邊。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祿，還是讓他們在百姓身上佔便宜，總之就是有好處才有人來做這差使。

    不可否認，吏人中也有重情重義的人，也有深明大義的人，那是個人。從總體上吏是無義的，所以官不可以從吏人中選，吏除了錢，是沒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須先辭去吏職，才能夠受舉薦，參加科舉。要是不這樣做，把持住基層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會的上升通道，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後果。歷史上官吏不分，以吏為官的，有兩個朝代，一個是秦朝，一個是元朝，都沒有留下好的統治經驗。

    這個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權為了穩定基層，同時又不被基層挾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這個分別對大一統政權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則可有可無。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這樣，夏稅未完之前，一切依鞏縣上奏為準。如果縣衙不能完成夏稅，則論如律，此不必多言。稅能完足，再從臨州抽調得力人員，前去徹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現在逃亡的吏人該如何處置？鞏縣說他們上太室山落草為寇，此無異於反叛，要發海捕文書。秋後再派人去查，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後誰能夠治他們？官不能制，他們不就成了地方之主。為朝廷計，為百姓計，逃亡的吏人決不可於用。不只是鞏縣，其他地方一樣如此辦理。」

    跟縣官鬧矛盾，逃亡之後再請回去，這些吏人以後就沒人管得了。所以這次不管是不是他們的錯，鞏縣都容不下他們，最少也要發配他州。所謂強吏猾吏，都是靠着在地方上錯綜複雜的根基。出現這種苗頭就不行，必須要及時剷除。朝廷不能貪有這些能人，便於治理地方，就容忍他們，這樣做是掘統治根基，穩固的政權不需要基層的能人。

    幾人又商議了一會，由章得象執筆擬定熟狀。

    鞏縣暫時依王安石上奏處理，只是不允許發海捕文書。既然說吏人已經落草為寇，那便着京西路巡檢司，派得力將領前去圍剿。由鞏縣尉帶弓手協助，其他人不與。

    原由知許州兼任的京西路安撫使司已經撤銷，新設幾個都巡檢司，負責地方治安。前些日子剛剛平定了作亂幾年的張海之亂，初顯鋒芒，剛好再到鞏縣去再立威。

    敕令到鞏縣，頗有些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河南府是京府，比不得一般軍州，上邊管事的婆婆就有好幾個。吏人逃亡之後，王安石知道河南府和西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