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良久，趙禎才道：「有人言，軍中若有僚佐，則自成一體，有文有武，只怕會成國家之害。 .文武分班，文官不預武事，武將不干國政，是祖宗法度，不可輕廢。」

    徐平琢磨了一會，才道：「祖宗法度，首先就是要禁軍能打。不設僚佐，是因為選藩鎮之兵入禁軍，僚佐留在了州縣。再一個，祖宗之時用兵，都是別選帥臣，帥臣可是有幕職的。到了現在，臣問一句，若是用兵，可有帥臣可用？帥臣能不能徵辟到合適的幕僚？」

    趙禎沉默。帥臣用兵，但國家承平數十年，哪裏還有信得過的帥臣？自曹瑋去世，軍中就再也沒有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帥了。至於幕職，那就更加不用想，那樣的文職，是要在戰爭中才能成長起來，不是光會讀書寫字就行了。

    徐平嘆了口氣：「陛下，天下萬事大不過道理二字，我們講道理，剖析明白可好？」

    趙禎點頭：「若是能夠講明白，自然最好。天下之間，道理最大，朕也不敢違一個理字。」

    徐平前世的時候，跟人說我們講道理經常帶點戲謔的意思，這個年代可不同，講道理很多時候是一種政治正確。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只要真能講出道理來，皇權也要向這兩個字低頭。道理最大這四個字，在宋朝經常跟祖宗之法一起，用來限制皇權。

    這四個字是有來歷的。太祖皇帝曾經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想了很久都沒有回答，宋太祖又追問，趙普才道：「道理最大。」事後宋太祖多次提起，表示認同。

    太祖最開始問的時候，只怕想的是讓趙普說皇帝最大，但趙普就是不說，他忍不住了就追問。但當趙普說出道理最大的時候，太祖深思熟慮之後，認可道理在皇權之上。這一原則經過了宋太宗和宋真宗的追認，慢慢上升到了跟祖宗之法一樣的高度。不過在徐平這個年代，這些政治原則跟祖宗之法一樣，都在趙禎手裏慢慢成形，沒到南宋那樣遇事就提。

    徐平就是擅長講道理，見趙禎認同，不由來了精神，對趙禎道：「自古以來，國事軍事本是一體，軍事只是國事的一部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不過在國事中占的比例重而已。既然是國事的一部分，必然是文武相濟，才能成事。武將為什麼不想讓文官插手軍事？無他，規矩多，限制多，不能隨心所欲，覺得不自在而已。至於什麼大將統兵必須專權之類，只是藉口，認真說起來沒半分道理。」

    趙禎不由插話：「但五代時，王朝更迭頻繁，豈非是因為大將有幕僚，有文有武能夠自成一體？新朝一立，幕僚就可以接手治理國家，他們有恃無恐。」

    徐平搖頭：「這話就說得偏頗了，沒有幕僚，難道不一樣可以用前朝舊臣？五代之亂源自晚唐，便就以晚唐之事來說好了。唐昭宗時，宦官專權，宰相崔胤與神策軍諸將同心協力，擒殺專權的王彥范和薛齊等人。事後，崔胤建議昭宗讓神策軍轉隸中書門下，由宰相親領。神策軍諸將說『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予以拒絕。最後如何？未過數年，昭宗又成了神策軍諸將手中的傀儡，備位而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陛下當以前朝為鑑，不能聽三衙將領因為私心的蠱惑。常言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為書生們讀的是聖賢書，知忠義，曉廉恥，叛上作亂首先過不了自己那一關。可曾聽說書生做軍主，而擁兵作亂的？武將是不懂治理國家，可也同樣不知道忠義二字，不知道體恤天下百姓，腦子一熱反了就反了。本朝的亂賊，多出軍卒，可不是沒有來由。」

    趙禎聽了這長篇大論，不由怔了一會，才道：「本來宣威軍是要設僚佐，怎麼現在說來說去，要用書生做軍主了？這沒有錯啊，朕一直喜歡用詩書之將。」

    「還是那句話，陛下要管事還是管人？用詩書之將，無非還是管人的意思。本朝祖宗之法，事為之防，曲為之制，凡事皆立有制度，設僚佐是立制度啊。」

    「什麼制度？還不是統兵官管軍嗎？」

    「事有專責，設僚佐，立制度，便就是讓軍中的事情有專員管理。如同地方一樣，管錢糧的管錢糧，管刑獄的管刑獄，不能因為有知州知縣了這些專責官員就沒有了吧。非戰時統兵官管着軍隊訓練，戰時則帶軍按帥臣軍令與敵作戰，至於庶務，由專責官員管。」

    趙禎想了一會，才道：「此事太過繁複，非一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