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被圍接近一個月了，因為事起倉猝城中並沒有充足的物資準備，又有大量從各地逃來的官兵百姓湧入城中加上金富軾帶來的軍士和召集的義勇，導致西京，一時間人口暴增，物資供應不免陷入緊張，以致守城的士兵軍糧都發生短缺，而那些流民更是終日難得一餐。

    坐鎮西京的金富軾此刻也陷入了一場危機之中，因為宋朝那麼一直沒有消息傳來，眾臣擔心他守不住西京，朝中求和之聲再起，讓國主前往江華島避難，遣使與金國和議，答應他們提出的條件。王楷在勸說中態度也變得曖昧起來，自己雖然沒有離開開京，但將妃子、太子們轉送的西華島暫住，同時派人和兀朮接觸。

    金富軾知道如果西京不守，開京必失，高麗又會重新淪為金的屬國，繼續被其壓榨，而現在金軍圍城日久，且不知何時才能解圍。他十分明白現在城中看似缺糧，其實只是表面現象，其實那些地方豪強家中都囤積着大量的糧食，想趁國難之機待價而沽，發國難財，因此造成糧食短缺。

    金富軾曾考慮讓西京的貴族豪強們獻糧保證軍餉供應，賑濟災民，但是卻被他們聯合起來拒絕了，前邊說過西京作為高麗的陪都，其政治建制與京城幾乎無異，地方上擁有很大的權力。每當京城貴族氣焰高漲之際，高麗王室總是試圖將重心轉移到西京平壤、以消弭其政治的影響。

    正是由於陪都制度的建制，平壤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常常與京城貴族針鋒相對，金富軾作為京城勢力的代表人物當然是他們潛在的敵人。他空降至此雖有聖旨。可西京的豪強貴族們並不買賬，而是與他對着幹。金富軾有着滿腔的報國熱情卻被這些政治對手搞得焦頭爛額，徒嘆奈何！

    西京中的另一股勢力就是他金富軾的死敵。欲殺之而後快，別說見死不救，他們還想落井下石藉此機會將他除掉，而這些人就是慈悲為懷，口中常念『阿彌陀佛』的僧人們。可這些出家無家，本應是化外之人的特殊群體怎麼就有能左右一個國家的實力呢？說起來這和高麗的王室皇朝開國之主王建有着莫大的關係。

    傳說，曾有有一位高僧道詵對王建的父親透露：王氏宅邸是風水寶地，將來必出聖人。這位和尚進一步建議，將來如果生育男孩。應該將他命名為「建」。王建的父親對此深信不疑、一一照辦，從此家運興旺。附會之說不足採信，不過由此可知，王建有崇信佛教的家庭傳統。

    當王建君臨一方之後，這種對神佛的敬畏之心不再只是個人信仰，他為祈求王氏宗廟社稷的安泰，任用僧侶為國師、積極支持各種佛教活動。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佛教開始對國家政治產生莫大的影響。王室施捨土地與奴婢給寺社，上層僧侶得以過問國家政務。

    由於佛教勢力過於龐大。高麗王朝的文化由始至終具有濃厚的佛教色彩。國家對佛教過分的推崇在後來終於顯露其惡果，寺社捲入世俗的紛亂中，高級僧侶步入政壇。在某些場合，他們已經與權門豪族沒有分別。經營高利貸、私養僧兵參與政治鬥爭也成了寺院僧侶的重要業務之一，而且與權貴們相互抗爭。

    高麗第十七代國王王楷寵信僧侶妙清，妙清的權勢很大。有的說法認為這是他使用旁門左道趨炎附勢的結果。當時，開京貴族李資謙勢力坐大。對王室形成極大的威脅，不但擁有崇高的爵祿。並且有武將拓俊京是李資謙的堅強後盾。因為種種得天獨厚的優勢，李資謙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甚至認為「十八子（李）為王」，企圖廢黜王楷自立。

    王楷不甘坐以待斃，暗中與近臣密謀剷除李資謙，但是遭到拓俊京的武力鎮壓，王楷本人也被幽禁。但是不久王楷拉攏拓俊京清除了李資謙及其黨羽，又借巡遊西京之際，藉助西京兩班與僧侶之力又除去了拓俊京。仁州李氏沒落後，以妙清、鄭知常為首的西京兩班一度得勢，權力真空也令開京與西京兩班的矛盾日益激化。

    當時人們對開京貴族的所作所為極度不滿，朝野的有識之士要求革新朝政的呼聲日益高漲，妙清因應世俗的要求，提出自己的政治見解。他認為若要革新朝廷政治，必須徹底脫離開京權門的影響。因此，頭等要務乃是將京城遷移到西京平壤。這是老生常談，不過倒是把握住時代的脈搏。

    但妙清遷都西京的提議卻遭到開京兩班的堅決反對，在金富軾力諫下，王楷最終打消了前往西京的想法，以其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