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對抗，背後是階級的對抗。思想活躍的時候，也就是各個階級希望社會對自己有利的時候，通常都是亂世。

    而思想禁錮的時候，通常是一個階級佔據了優勢，比如中世紀，宗教思想佔據主流，教權堅不可摧。在這個時代西方也有人通過對聖經的統一，在西方進行書同文的改革，被稱為『卡洛琳文藝復興』，規定了《聖經》只能有字體優美的卡洛琳小寫字體為唯一標準。

    可惜因為只有文化上的統一，沒有制度上的統一，在查理曼大帝死後，幾個兒子就把國家分了。

    之後就是地中海城邦的文藝復興了，通過做十字軍東征中間商而崛起的城邦商人，利用藝術品做資本容器，拿出古希臘思想對抗教權。不過最後城邦聯盟也和古希臘一樣進入了僭主時代。

    最後地中海城邦夾在奧斯曼和第一個日不落帝國之間，泯然於眾，文藝復興慘澹收場。

    接着就到了新教改革的時代，各國紛紛翻譯本國文字的聖經，拋棄拉丁文字的聖經，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思想。各國也進入了瘋狂的時代，各種矛盾爆發就和吃飯一樣常見。

    對抗的越激烈，思想就越是豐富，當然死的人也就越多。

    可以看出思想單一的時候，往往就是一方佔據優勢的時候。不是說思想單一，其他思想就沒有了，而是多個思想都存在，但以一個思想為主。

    思想精彩紛呈的時候，通常就是亂世。

    因為思想通常是階級思想，而不是個人思想，個人為階級說話才能得到支持。只為自己說話，那大家就不會支持。

    總之每個地方都會面對階級矛盾，就要面對內耗。而如何緩和調節階級矛盾？那就是推出一個國王，一個僭主。

    為什麼戰國的時候法家會脫穎而出？因為法家解決了儒家和墨家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把君主、貴族、國人團結了起來。法家讓君主壓制貴族和國人，提出富國強兵的方法，三個階級一起去埋頭擴張，成功了對大家都有好處。

    而儒家和墨家只能對貴族和國人有利，就很難團結對方。那就只能繼續對抗了，但對抗也算時間。一旦其他國家進行變法，那麼內耗的國家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商鞅不被人喜歡，出門要帶着士兵保護，死得也很慘。但商鞅的變法卻沒有被廢除，因為商鞅變法第一次提出了軍功爵，讓擴張的紅利覆蓋了君主、貴族、國人、野人。在制度上確保了君主可以持續地選拔人才，長期地壓制貴族和國人。

    貴族和國人自然是恨死商鞅了。

    畢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什麼才是上士？掌控了話語權的才是上士，沒有話語權的中士就只能跟隨，根本沒有安全感。

    法家幫助君主佔據了優勢，但君主必須完成富國強兵的目標才行，而富國強兵自然對大家都有好處。所以法家不是無緣無故地壓制的，而是提出了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目標，並且通過擴張來實現『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目標。

    儒家和墨家做不到，儒家的大同世界和墨家的兼愛非攻，都很好聽，但無法落實。在法家之前，儒家和墨家都有機會實踐，可惜他們只能為自己的階級謀利。最終法家才脫穎而出。

    古希臘其實也是如此，平原、海濱、山地三個地方吵得不可開交，最後轉變為按照每年糧食收入不同的幾個階級繼續爭吵。最後還是推選出了僭主，讓更多人加入公民議會，才進入了輝煌的時代。

    還有羅馬的元老院制度，在必要的時候也需要一個獨裁者快速解決問題，然後有了終身獨裁者，最後又出現了羅馬皇帝。

    總之階級矛盾演化的結果就是一個君主，通過君主緩解矛盾，尋找擴張的方向。

    在和之國也有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君主、貴族的大宗，貴族的小宗，國人都應該提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思想。

    杜蘭通過大媽之口，讓四皇在和之國選一個階級作為棋子，就在和之國進行一場社會試驗，提出屬於階級的口號，進行對抗，看最後誰能贏。

    但其他四皇完全不懂，他們只是海賊，不是思想家。不知道君主、大宗、小宗、國人應該怎麼為自己爭奪利益。

    大宗用春秋的儒家就行了，小宗當然要選《草莽崛起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