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楊銳來說，寫文章可以是極簡單的事，也可以稍稍困難一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腦海里的文章拿幾篇出來，改一改發出去，或者乾脆就用原文好了。

    要是不怕麻煩的話，那就可以改的多一點，加一些自己的思路進去。

    這也是楊銳選擇的方式。

    並不是楊銳不怕麻煩，而是不願意浪費一個大好的機會。

    文章要是用在普通刊物上，楊銳寧願不去寫它。

    堂堂諾獎獲得者，也沒有時間寫豆腐塊去賺豆腐錢。

    讓有資格設計導彈的去賣茶葉蛋，那是對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一個人若是賣半輩子的茶葉蛋，那他對社會的最大價值，或許就是有幾率生一個導彈專家。

    楊銳從來沒想過要做一個態度親和的科學普及工作者，更沒有想過要寫科普文的。

    面對普羅大眾的文章，其實由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去撰寫就足夠了，或許寫的還會寫的好一些。至於大牛的科普價值，其實是針對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的，像是大牛寫的綜述，為什麼輕易就有上千的引用？那都是具有普通以上的研究水平的學者們提供的。

    不過，選入教材畢竟不一樣。

    中國的教材不像是外國，80年代的中國教材也不像後世，如今的教材是全國統一的模板，而且是一用多年。

    像是楊銳的文章，如果明年能加入到教材中去，那全國起碼會有一代人，將閱讀他的文章，指不定會有多少人，對他的名字耳熟能詳。

    這種社會聲譽，不拿白不拿來着。

    就中國的環境，這種社會聲譽也只有科學家能得到了。像是陳景潤，就可以說是中國最知名的數學家，是否能算中國最知名的科學家，就看他和袁隆平誰贏了。

    至於官員和作家，在教育系統中，終究是要趨於劣勢的，尤其是活着的官員和作家，宣傳起來風險太大，為智者不取。

    而且，楊銳還有更進一步的思路。

    寫科普文章，對學者來說，與其說是什麼權利，不如說是一項社會責任。

    少量的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付出，但是，如果多承擔一些呢？

    比如，乾脆參與編寫新版的生物學課本？

    對其他人來說，編寫新課本大約是一項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花費大量的精力更不用說了。

    對楊銳來說，就沒有那麼麻煩了。

    而且，他還有充分的理由。

    現在的生物學課本太落後了。

    現代意義上的生物學，二戰以後才少量的開展起來，到80年代，依舊只處於雛形。如果說物理已趨於自圓其說的化境的話，生物學大約剛點了一個小黑點，偽裝它是一個圓。

    然而，在物理意義上，一個點並不是一個圓。

    生物學的跨越式發展，是在人體基因組計劃之後。

    前基因組時代的生物學，是細胞的生物學，後基因組時代的生物學，才真正開始研究為什麼了。

    所以，楊銳若是站在21世紀的學術觀點上，俯覽80年代的課本，槽點可以說多的數不過來。

    往前看，56年的生物學課本講達爾文和遺傳學，就只說米丘林學派，不講摩爾根學派。什麼是摩爾根學派，摩爾根就是養果蠅的那位，別說遺傳學是從摩爾根閣下的研究中衍生出來的，就是後世的遺傳學也少不了摩爾根閣下的貢獻。楊銳當年做離子通道的研究的時候，找定的抖腿基因，就是果蠅的貢獻來着。

    結果摩爾根閣下的遺傳學不讓講，只能說米丘林同志的學說。米丘林同志的學術思想，簡單來說，就是「人定勝天」。他否認遺傳物質，也就是基因的存在，而認為通過外界的影響，能夠控制生物的性狀。當然，他有這樣的想法也不奇怪，他是個園藝學家嘛，按照科學界的分類，園藝和學家本來就不應該連在一起來着，這種天天做盆景的人能有類似的想法其實很符合人設。但是，當蘇聯政府介入其中，並且進一步影響到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的時候，這個園藝學家就很該死了。

    國內的生物學教園藝學家的遺傳學，教到了60年代，再改版的生物學……呵呵，再改版的生物學主要教「三大作物一頭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