麒看了十分滿意，特辟他們為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全面負責這件大事，又給了他們相當大的資源，包括名分（經折彥沖同意後給了他們一個番號——「威遠新軍」）、地方（開闢出密州南部瀕山臨海的半個縣作為他們的軍事基地）、技術（將遼南的部分火器研發和船廠移到此處）以及資金（淮子口兩成的關稅）。

    樞密直屬第一參謀團的首席叫陶宗憲，次席叫於會春，三席叫朱謹民，全是默默無聞的年輕人，卻都因為這件事情聲名大噪，威望實權一時俱重，並因此帶動了遼口軍學重實尚理的風氣。不久漢部中樞又成立海軍參謀團和西北參謀團，分別研究如何將西北、東海兵將正規化的問題。

    遼口軍學這幫人既是學者又是軍人，因此自然偏重軍事。和他們不同，塘沽政學的儒生則將這次戰敗的原因歸結為政治問題。在他們看來，這次齊魯軍團的潰敗實埋根於新漢政權政治體制不明確的大誤，他們認為登州的華夏擴大會議，既是成功的，又是失敗的，成功之處在於華夏擴大會議團結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敗之處則在於這次會議沒有使各派勢力真正融合。

    「當然，當時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既然現在問題已經出現，我們便不能置若罔聞！」

    這批學者認為要避免再次發生真定之敗那樣的悲劇，就必須進行一次政治調整，在新漢政權內部進行更深入的統合。

    塘沽政學因為戰爭原因早已將辦學地點移到遼陽府，所以他們的言論很快就傳到楊應麒耳中，並迅速產生強大的影響力。對於塘沽政學學者關於進一步統合的呼籲，不但中樞方面認為應該如此，就是各個地方的官吏、將領也都覺得理應如是。中國的大一統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派知識分子對分裂與割據無不深惡痛絕，就是曹廣弼、劉錡等保有軍人傳統的將領也都如此。

    「理是這個理，大家都認同。」趙橘兒嘆道：「問題是應該怎麼做才能統一！」

    「需要名分！」蓬萊學舍發出了這種聲音：「現在我們的國號、國都、社稷都不確定，名不正則言不順，言尚且不順，何況行？前線軍民之喪失士氣，雖在於宋帝的擾亂，更在於軍民沒有歸屬之感。若使軍民知有所屬，知有所忠，縱有十趙構之擾何足以動搖人心？所以國、君名分不定，才是這次戰敗最根本的原因！」

    與這種輿論相呼應，胡安國、陳顯和韓昉不約而同地在三個地方上書折彥沖，勸他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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