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維·斯特勞斯說：「通常，人們把旅行視為空間的轉換。這種觀念有欠充

    足。旅行不但在空間進行，同時也是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旅行不

    僅僅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一些或者是降低一些。「

    人們對陌生人所帶來的不同於本地的文化、習慣乃至穿着打扮和方言土語都會表

    現出好奇或者興趣。

    「一種文明的結束，即是另外一種文明的開始。」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你也可以這樣理解。

    由於種族和文化的差異，許多中國民眾把傳教士視為妖魔。

    傳教士在中國經歷着無數的坎坷與艱辛，忍受着種族歧視、心理歧視以及更難以忍受的生理歧視，當然這些歧視他們也毫不客氣地加在中國人身上。

    在這個異邦的土地上，他們小心翼翼，時時刻刻要警惕牛命的危險：

    1883年，安治泰在曹州被毆打、搶劫，差點丟掉性命。14年後他的同僚薛田資在巨野目睹了一場血案，薛田資的另外兩位好友兼同事代替他死在這場緣由不明的暴亂中。

    接下來的一年，薛又在日照度過了膽戰心驚、飽受折磨的三天：他被一個來歷不明的「組織』』囚禁，衣不蔽體，還遭受毒打，幸運的是這些人顯然沒有奪取他性命的意圖。1但頑強的傳教士們依舊雄心勃勃地想使更多中國人沐浴在上帝的光芒之中，為此，他們尋找和使用一切可能爭取到教民的手段。

    他們的到來又給了中國社會結構產生變動的契機，使中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天主教社群。

    更為關鍵的是，19世紀末，在多災多難的蘇魯邊界地區，在這樣一個崇尚武力的地區，天主教的傳教士很不幸地造就了一批處於社群邊緣的教徒，這些教徒中有很大一部分尋求的不是上帝的精神，而是上帝帶給他們的權力。

    1875年，聖言會的創建者之一安治泰以及另一名傳教士福若瑟來到中國，在山東展開了爭取教徒數量的戰爭。

    經過一番努力，山東南部代牧區的信徒數量由最初的5人發展到1899年的15252人。單從數量上看，傳教士是比較成功的。

    即使是這種浮在表面的成功，也暗含着無比「心酸"的努力。

    《韓理神父的一生》中有一章內容記述了韓理神父一天的活動：早上很早起床，夏天四點鐘，冬天六點鐘。有時候鐘錶不能正常工作，以致經常在午夜就起床。吃着簡單的食物，還要忍飢挨餓。早餐後接見四面八方來的教徒，聽詢他們的要求，有的時候要接見20多個人。照顧教區的兒童、安慰新入教者，晚間照例是嚴格的清修。儘管他們如此努力，在初到山東南部的時候，收穫卻不盡如意：他們甚至不能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尋找一塊微小的建立教堂的土地，爭取教民的工作也收效甚微。

    這對於以好鬥聞名的聖言會傳教士來說，無疑是一個比較沉重的打擊，同時也與傳教士們所要實現的價值有所偏離。

    在使他人得到救贖的同時，聖言會的傳教士們更加重視自我的救贖和對上帝的祭獻，為此，傳教士們的言論總是充滿着一種近乎受虐式的殉難渴求。

    能方濟寫到：「我不止一次的向上帝祈禱，要求殉難的榮耀，但很可能他將不會恩賜於我。上帝認為我的血不夠紅，它仍然摻雜着現世的塵土。」

    上帝的信仰不能夠順利傳播，個人的價值無法實現，轉向尋求世俗的權力順理成章。

    上帝是神聖的，但傳教士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上帝的使者。「不論是天主教的神甫，或者是基督教的牧師，從來也沒有脫離過中國的政治，儘管他們有

    些人是標榜超政治的。

    為什麼在華夏的土地上，傳教士們無比熱情地追求着來源於世俗的權利?

    一方面出自他們本身所受到的威脅，另一方面就是，沒有誰能夠比聖言會的傳教士們更懂得，中國底層民眾最需要的是什麼。

    整個蘇魯邊界地區的環境，人們缺乏安全感和保障，如果他們能夠有所選擇，而且這種選擇能夠使他們獲得利益，得到庇護，他們很快會做出選擇。

    為了爭取更多中國人更快地入教，為了實現傳教士們「血祭"的願望，傳教士們必須懂得什麼最能夠打動中國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