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原本指望應節嚴為保住帝師的位置會提出反對意見，卻沒想到其稱陛下以沖齡即位柄政，感於身負幼主教育之重則大任，早就想上疏請開經筵。文師閣 m.wenshige.com這意思很明白了，就是其十分同意，而他們兩位都同意了，誰還反對，便一致同意待回朝後呈請太后懿旨開經筵。

    本來想着下雨天，又沒有什麼事情，趙昺想請眾人吃個便飯，拉近些感情。可一聽這事兒興趣全無，氣哄哄的甩手走了，弄的大家摸不着頭腦，無端的小皇帝生的是哪門子氣。他卻是知道行朝瓊州入駐行宮後，出入宮禁並非像從前那樣方便，經筵日講幾乎成為這些儒臣們接近自己，施加影響的唯一機會。

    趙昺知道儒臣們特別重視經筵，除了混個臉熟，還認為經筵制度的最終目的是革君心、正君心，涵養德行的重要措施；再有經筵制度還是一種政治制度，和歷代諫官制度、宰相制度、封駁制度、史官制度一樣，是對皇權的制約，強調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制約皇權的無限膨脹；另外經筵制度也是一種傳統的禮儀制度，但其背後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而這根源就是理學，他們可以說是宋朝的制度休戚以共，共生共榮的。

    這幾天趙昺下功夫從各方面了解和學習了宋朝的政治制度，又以自己前世所學進行了分析。發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們不僅出奸佞，也出人才，他們下了一盤好大的棋。他們為了能讓儒家理論能始終佔據統治地位，還通過各種手段對統治者或是未來的統治者施加影響，變相的對其進行『洗腦』，來維繫以儒治天下政治制度。

    作為一個理科生，趙昺前世對儒的理解除了課本中對孔子的簡介，及焚書坑儒和幾篇文言文外，知之甚少。當然也談不上偏見和討厭，那個時代宣傳的更多的是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無法評論其治國理論對國家與百姓有益，還是有害。

    到了大宋朝後，趙昺發現雖然儒、道、佛並立，且也不排斥其它外部宗教，但佔據主導地位的還是儒，除了對治國的思想外，還對人的日常生活施加着無處不在的影響，甚至對皇權也進行限制。他知道導致宋朝形成儒家獨大的局面是太祖趙匡胤造成的，不過他卻對此表示理解，其如此選擇雖出於無奈，可也算是明智的。

    歷史上自先秦以降，經過千年無數次的屠殺和清洗，權力已經逐漸集中到君主帝王手中，使得他們成為超越法律限制的人。趙昺想當年的趙匡胤當上皇帝後肯定也意識到權力是一柄雙刃劍，區別就在於怎麼去使用。如果君主帝王英明仁愛，整個國家就會跟着享福；如果他們昏庸殘暴，整個社會就會一起遭殃。

    怎樣在制度上對君主帝王進行制約，以免他們在錯誤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呢？各個朝代有其不同的做法，趙匡胤的做法是，讓文臣參與議政，指點帝王的得失。但是，如果該帝王胸懷不夠寬大，聽不得批評，一怒之下要了文臣的小命，之後就沒有人敢再批評帝王了。於是趙匡胤做出規定，不殺諫官及士大夫。聰明的士大夫們便利用這個『漏洞』將儒家思想融入了宋朝的治國綱領中。

    自太祖和太宗兩位開國之君後，從北宋到南宋的十幾位皇帝都沒有什麼大的作為，這個現象十分詭異，按照概率學說，大宋皇家這麼多子孫怎麼也應該出現一位又為的君主，結果卻是沒有，平庸之輩卻是滿地走。這不能不讓趙昺多想，他覺的應該以他們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有關，而這些君主們毫無例外的都是自幼年便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洗禮，問題就可能出在這裏。

    從表面上看宋朝君主跟其他王朝一樣，居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擁有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世俗權威。但按照宋人的政治理念，君主的「最高權威」應當是象徵性的，而不是表現為實體性的執政權。這一點，跟後來標榜「乾綱獨斷」的明清政體很不一樣。理學家程頤解《周易》，提出天子只是天下的主權者，宰相才是天下的治理者。表明在他的理想中的君主只是一個以德居位而任賢的象徵性元首，所嚮往的其實是重建一種虛君制度，一切『行道』之事都在賢士大夫之手。

    別看趙昺只研究了這麼幾天，他就可以肯定地說，這不是程頤一個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理學家的一種共識。如北宋名臣富弼告誡宋神宗，現在政務「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脫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顯然，富弼反對君主「親批」政務，即便是皇帝天縱英明。南宋理學家陸九淵也說「人主高拱於上，不參以己意，不間以小人，不維制之以區區之繩約，使其臣無掣肘之患，然後可以責其成功。」表達的也是虛君的意思。

    以趙昺所知和理解，這種政體更與近現代的君主立憲制，等於將皇帝架空了，失去了處理政務的權力。如此一來那國家應該由誰來治理呢？宋人認為，是宰相。用程頤的話來說，「天下治亂系宰相」。宰相是政府的首腦，職權就是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

    那這時候傻子都明白了，宋朝的政體實際上包含了雙重的「二權分立」首先是君權與相權的分立。政權歸於君主，治理權歸於宰相，用宋人的話來說是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君主的權責是任命宰相，宰相的權責是組閣，治理天下。君主與宰相「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君主若是侵奪宰相之職權，則屬違制，將要受到群臣抗議。而這個『制』以趙昺的理解就是士大夫們根據太祖的誓言碑炮製出的『祖宗家法』。

    趙昺曾試圖從各種文獻中找出這個祖宗家法的具體內容，以便好好研究一番，看看是否能找出破綻，但是他很快發現這都是徒勞。暗罵這些士大夫們真是太壞了，所謂的祖宗家法不僅內容龐雜，外延模糊，也缺乏系統性的成文解釋，讓你摸不着頭緒，找不到根據，但是又無處不在，恨的他只想用『草泥馬』問候他們祖宗十八代。

    最後趙昺只能化繁為簡，總結出虛無縹緲的祖宗家法的定義和範圍，此乃是宋王朝的憲法性慣例與文件，旨在約束君主行為、規範政治構架，這一點跟限制士民的一般性法律有着本質的差異。當現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也就是說針對的就是皇帝一個人，與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