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中國已經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個人的思想、風格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和影響着這個古老而重獲新生的帝國，荀子在中國的升華和聖化，本身也是伴隨着皇帝在帝國之中的神化而同步進行的。

    簡而言之，帝國有八字真訣——隆禮尊賢，重法愛民。

    遵循禮教，崇拜聖賢，重視法律，愛護民眾。

    此乃宋氏中華帝國之根本，也簡單而可靠的改變着帝國，催生了新帝國的新文明。

    廬山會議對於帝國的影響從1920年的8月份之後就開始逐步顯現，梁啓超、章炳麟、蔡元培、陳寶琛、嚴復等一大批社會名流都是漢教的積極推崇者，帝國各省各府都開始有步驟地在建設天壇公園和地壇公園，平時是公園，節假ri則用於祭祀天地，祭天則同時祭拜炎黃帝，祭地則拜祭聖賢。

    實際上，漢教是一種從儒教和道教中脫離出來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確的神靈崇拜，乃是更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義上，漢教也不是帝國所公開承認的宗教，它只是一種約定俗成的稱謂，整套崇拜體系的是由祭天地、祭聖賢、祭先祖三個層次組成，這就將整個國家、民族、家族和個人都通過一種血緣上的關係聯合起來。

    zhongyāng宗教部不負責管轄漢教，而是由文教部負責。國家另外設立「中國漢文化委員會」的社會xing民間機構負責統籌，預計會是由梁啓超和章炳麟負責這些事務。

    全國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國學院。推選一位本省籍的國學大師負責擔任院長，負責組織研究、改良和推廣國學。只是在方向上ri漸從孔子轉向了荀子和韓非子，國學講究正本清源，推《勸學》、《論語》、《孟子》為前三書，荀子的《勸學》是全國中學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國學課分期三年要讀完荀子的《勸學》和其他百章諸子名篇，高中生的國學課則必須要系統修讀《論語》、《孟子》、《孫子》。大學生的國學課必修《大學》、《韓非》、《中庸》，此為後三書。

    其實真正能影響國學昌興與否的關鍵還是在公務員考試和科舉這樣的方式，在國家公考中，單獨設立國學科目考核。以《勸學》、《論語》、《孟子》、《大學》、《韓非》、《中庸》六書為應試範圍。

    宋彪身為皇帝的一個最大的影響力就在於推動了《勸學》的地位，強硬而通徹的將「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定為國家之根本國策，這種國策思想正是推動《限田法案》和《勞工保護法案》的源動力。

    帝國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積極學習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優勢，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國學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愛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濟。

    宋彪執着於此的意義在於，非如此。帝國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後同時與蘇德ri三國抗衡，雖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種極端情況，但是身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永遠都當考慮應對最壞的極端情況，只有這樣，國家和民族才能永遠昌盛不衰。

    帝國不僅要在經濟和科技上強大，不僅要在軍事和外交上強大，更在內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響力上無比強大。

    只是在另一個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廬山會議之後的1920年下半年也開始顯現。在他明確的支持東方正統教派後，帝國內閣總理唐紹儀率先從基督教徒轉變為東正教徒，帝國宗教部出資在京都縣修建聖馬可大教堂。

    帝國之所以如此明確的支持東方正統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嚴格禁止圖像敬拜，而這和皇帝、漢教的衝突過於厲害，雙方根本不可能兼濟，東方正統教派則是允許圖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對帝國來說同樣是不可接受的，帝國宗教部必須有權指定自己的教區牧首，雖然帝國不會明確禁止天主教會，但是各種壓制措施還是在廬山會議後變得異常明顯，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從唐紹儀之後，一直歸屬新教派的皇后和歐陽賡、張康仁也陸續成為東正教徒，並且從希臘正教會邀請牧首，用正教會擺脫西方教派——唐紹儀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態的，因為此事已經關係到皇權和神權之爭的問題，雖然說現代國家思cháori趨普及，皇權和神權之間的競爭開始減弱，可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