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九年悄然而來，只是這個紀年在北京不能大聲喊出來，除非是活膩了想讓清軍砍頭。然而經過了血腥劫掠之後，北京的老百姓們對滿洲人已經深惡痛絕，再不肯用「順治三年」的叫法，於是更為書面和正規的「丙戌年」就成了普遍說法。

    在私底下，更有不少人以「狗年」稱呼這個倒霉的年份，同時在「狗」這個字上加了重音，頗有些暗指的味道。

    多爾袞在大年初一入宮與皇帝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賀，旋即又去了內宮與聽政太后商議國事。這種行徑對於滿洲人而言不算過分，但在漢人眼裏卻是有悖倫常。而道德具有傳染性，所以就連許多漢化程度較高的滿洲人都難以接受。

    只是眼下濟爾哈朗因為天津之敗和京觀失察之罪抬不起頭，使得多爾袞權傾朝野，沒人敢於置喙。

    其實多爾袞倒真的是去找布木布泰商議國事的。

    而且是關乎整個滿洲的命運：是否放棄北京，退回盛京。

    布木布泰自知沒有先帝那樣的雄才偉略，對多爾袞這個「聰明王」的名聲也充滿了懷疑，於是她想起了祖制。

    祖制是以四大貝勒南面並座，不分高下，共同議政。後來黃台吉花了大力氣，將旗權攏到自己手裏，終於實現了單獨南面問政，貝勒賜座，其他人侍立的規矩。即便黃台吉稱帝之後，滿洲的旗權和政權仍舊相互牴觸，尚且不能算是完全的封建政權。

    從黃台吉死後來看，滿洲人爭奪帝位的方式也是比誰的牛錄更多、拳頭更大，仍舊是傳統部落時代的習俗。

    此時既然沒有人能夠獨當一面讓大清統一起來，那最牢靠的辦法還是請來各親王、貝勒，以傳統的方式進行「民主」討論，最終達成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決議。

    因為豪格被俘，所以正藍旗歸於濟爾哈朗。然而正藍旗下的牛錄卻被阿濟格和多鐸瓜分。多爾袞為了拉攏阿巴泰這個先汗庶子的支持，又將鑲紅旗的旗權從代善手裏挖了出來，交給阿巴泰的兒子博洛。

    如此一來，八旗議政的時候，坤寧宮太后高高在上，背後有蒙古八旗撐腰。滿洲八旗這邊有多爾袞、多鐸的兩白旗；代善的正紅旗；貝勒博洛的鑲紅旗；濟爾哈朗的兩藍旗；以及名義上是順治皇帝親領的兩黃旗。

    為了讓決策更加正確，多爾袞又提出了讓漢軍旗與會。發表意見，但沒有表決權。話雖如此，漢軍八旗卻只有三順王中尚且活着的智順王尚可喜和懷順王耿仲明能夠出席。

    洪承疇作為多爾袞仍舊看重的智囊，也參與此會，讓蘇克薩哈、索尼、武拜等滿洲重臣頗為眼紅，而且憤怒——壞了祖宗規矩。

    洪承疇卻是有苦難言。自從丟了保定之後，他又身兼多爾袞的懷疑，小心翼翼到了極點，就連母親都送進宮去成了人質，哪裏還敢在這種場合說話？

    順治三年正月十四，這場幾經磋商的會議終於在紫禁城武英殿召開，與會者便是這十個能夠影響未來天下局勢的人物。

    「天津是打不下來的。填了好幾萬人進去，連土牆都沒打下來。」心高氣傲的多鐸沮喪道：「明軍海路通暢，圍也圍不住，這仗如何打？誰都怪不了，怪只怪咱們沒有水師。」

    會議從討伐濟爾哈朗天津失利開始，也隨着多鐸的反駁而結束。濟爾哈朗十分慶幸自己找了多鐸這個搭檔，連帶着讓多爾袞投鼠忌器。

    「咱們在根子上就輸給了明軍。」代善怨多爾袞搶了他的鑲紅旗，道：「當年先帝將各旗牛錄收編在一起。看起來勢力是大了，可現在想想，各丁不知道聽誰的指令，難免造成戰力下降。照我看，以後還是得恢復先汗時候的規矩，各莊子的牛錄平時管人，戰時領兵。別弄得將不知兵，兵不知將。」

    多爾袞本想駁斥代善的倒退，卻牽動了肺經，一連串地咳嗽。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濟爾哈朗只好硬着頭皮出來，道：「先帝的規矩也有好處。大家都是先汗時候過來的，都知道那時候是什麼樣子。有時候大軍開出去，主子們搶得缽滿盆滿，甲兵卻是兩件血衣就打發了。若不是先帝將各旗兵權集結起來，公平分配，恐怕也沒今日的盛況。」

    「公平？」代善冷哼一聲。

    多爾袞也不覺得黃台吉有什麼公平可言，而且想盡辦法從他和弟弟手裏搶牛錄，簡直是恬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