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宗族視作一個個小王國，那麼這些小王國和大明一樣，有「律」和「例」兩種約束性規範。

    其中「律」主要來源三本書：

    首先是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此人是復聖顏回的三十五代孫，對其所處的時代影響並不大，但此書對後世影響卻是極大，真正發揚了治家之學，也是後世「家庭教育」的指導手冊和評判標準。

    其次是司馬光所作《家范》，此書在仕宦之家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南宋宰相趙鼎就曾令其子孫各錄一本，以為永遠之法。

    最後集大成者是朱熹的《家禮》。他在司馬光《家范》的基礎上制訂了一整套家庭禮制和禮儀規範，並與平民之家的生活、勞作規律基本一致，十分詳備，最終成為平民之家的家教之法。

    即便在蒙元時代，這三本書也是漢族（包括漢人、南人）百姓的家庭規範。在日月重開大宋天之後，理學成了國學，幾乎全天下的宗族用的就是這三本書，充其量只是改了個名字。

    正因為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的極度相近，各宗族內部和各宗族之間，才能保持穩定，依靠輿論互相監督，最終形成了儒教的普世價值。

    隨着新問題的出現，這些家規之中也會添入一些個性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子孫耕讀傳家不當官——這是官場失意者常常寫入家法的怨言；也有要求子孫寧為乞丐，不為倡優牙人——這是唐宋良賤制度的遺蹟，因為乞丐還是良民，而倡優則是賤民；還有的則是規定了子孫不得與某氏聯姻——這是有私怨家仇的。

    這些個性化要求不會違背儒教普世價值，所以總體來說仍舊不出三大本的範疇。

    至於「例」則有針對性，往往是本族與外族之間的約定。更貼切「鄉規」兩字。比如兩個宗族之間約定對某處水塘的開發利用，或是某片林木禁止砍伐，也有早晚出入走哪條道路、下地幹活衣服如何擺放不至於錯拿——耕讀傳家的農民不同於沒有「只耕不讀」的農戶，他們下地幹活前要換上勞作時的褐衣，在收工回家時再換上居家的常服。

    這些看起來的確有後世地方法規的味道，但朱慈烺要的卻是官府介入。

    「我沿途走來。也看了不少鄉規民約，只感嘆畿輔之地，教化風行，頗有耳目一新之感。」朱慈烺道：「因此也想，若是這些家規族約能夠普及天下，豈不是天下皆能沐浴教化？」

    若是在一個有電視、有網絡的時代，聽到這些話，人們第一個反應就是質疑：莫非別處的家規就蒙昧不化麼？

    然而在這個許多人一輩子沒去過本縣縣城的時代，加上對本宗族的自豪感。在場眾人竟然理所當然地認為：皇太子說得有道理，我們到底是天子腳邊的百姓，與那些千里之外的蠻子不同。

    朱慈烺捧完之後，又道：「故而我想，日後各宗族訂立族規家法，讓親民官也參加進來。一來這些親民官多是外地人，不知道本地規矩，看了這些鄉規民約。不會硬搬家鄉規矩，壞了一方風俗。」

    在場老人經歷過的縣令怕不下二十餘任。聞言紛紛點頭，大為贊同。

    「其次，也讓親民官擇些要緊的條目，從一村用於一鄉，乃至於施行全縣。此正是擇其善者而從之。」

    不少老人咧嘴而笑，誰不希望成為一方表率？若是全縣都用自家的規矩。豈不是無可置疑地表明自家最為懂禮麼！

    「諸位老丈，各家的規矩是怎麼訂出來的？」朱慈烺好像恍然大悟一般，這才轉過話頭問道。

    老人們紛紛進言，講述自家的規矩如何訂立。

    無非是召開親族大會，在族長的主持下。各房長討論，有地位的老者為長老，最終一起確定成文，用於後世。因為最初制定家法的祖宗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這種宗親大會便隨着環境的變化、宗族地位的變化，不定時地的修正。

    至於鄉規，則是宗族之間友好協商制定，原本就會有官員在場，最終落實成碑文，流傳後世。

    朱慈烺早就做過這方面的功課，道：「這與國家立法倒是相似。內閣如同族長，六部如同房長，風憲台垣如同族中老者，齊聚一堂袒露肺腑，便如廷議廷推之禮。」

    「此正是家國相通，積家成國之道。正是我大明赫赫如古聖治國之徵！」邊氏族長接着朱慈烺的話頭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