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九年六月初，遼東與雲貴的戰事仍舊處於相持階段。

    相比遼東不斷增兵增餉運送大炮火藥，朱慈烺反倒更擔心雲南那邊。

    先是，張獻忠放棄重慶進入貴州，繼而其義子張定國（李定國）、張文秀（劉文秀）率部進入雲南，擴大聲勢。四川總兵官劉宗敏掛了平西將軍印，率忠貞營追入雲貴，剋期剿滅獻賊。

    雲南看似邊陲，然而其白銀產量佔了全國銀產量的一半，近乎吝嗇的皇太子實在難以忍受如此寶地淪在敵手。只是忠貞營的戰鬥力與戰鬥意志還是堪憂，或許還存了一份養寇自重的心思，所以雲貴戰事久拖不決。

    好在雲貴地處高原，土地貧瘠，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太多的人，這也保證了張獻忠不能擴軍，不至於使西南局勢潰爛。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兩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學院肄業的學員按照考試成績分入舍人科，又從舍人科中挑選辦事勤勉者十數人，升為文華殿舍人。東宮侍從室這個臨時機構在短暫的三年之後，悄然退出歷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後歷史學生寫論文的時候才會偶然觸及。

    這回挑選的文華殿舍人還有一個共性，都是平日與戶部有工作往來之人。朱慈烺撥出更更多的時間與他們灌輸各種經濟概念，作為即將到來的貨幣改革的生力軍。而現在作為朱慈烺幣制改革先鋒大將的，卻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小主事，蔣臣。

    蔣臣是安慶府桐城人氏，後世安徽這個名字就來源於安慶與徽州。在那個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學家和商人。朱慈烺對蔣臣的文采不感興趣，但從蔣臣所進呈的《足國三議》中還是能夠看出他對國家經濟所進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鈔票，手藝上的確不成問題。」蔣臣已經是第二次登上傳說中的平台了。在崇禎朝，平台召對屬於皇帝的特別問對。充滿了機會和危險。比如袁崇煥就是在此處一飛沖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寵無雙；也是在此處被捕，打入詔獄，寸磔於市。

    「萬曆時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傳開，色澤分明。如今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銀行只需將能夠進行四色套印的作坊買回來。再嚴禁民間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偽造的問題便無需擔心。」蔣臣道。

    朱慈烺點了點頭：「油墨和棉紙我已經分別讓陝西和蘇州去試做了，應該不會耽誤太久。」

    「如此更加可靠了。」蔣臣放心道。

    紙幣防偽與紙幣流通是孿生兄弟。宋元時以嚴刑峻法來抑制偽幣，朱慈烺非但要從法理上扼殺偽幣，技術上的壟斷也是必須的事。想他前世，國家為了防止偽幣。連彩色複印機都要控制，何況這個時代還沒能做到技術上的明顯代差。

    用先進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絨為材料製造的鈔票紙、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別來自三個省份的最高級別的保密技術，三管齊下，讓製造假幣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尤其是陝西的油墨，其原料是石油。提煉猛火油之後留下的焦油在別處不可能有，屬於朝廷控制物資。分量都是要入冊的。除了紙幣廠和朝廷控制的印刷廠能拿到油墨，民間印刷作坊不可能拿到，除非他們肯花海量的資金去研究煤焦油。

    對油墨的控制會影響金屬活字印刷的推廣普及，但相對文化的進一步爆炸，紙幣顯然更為重要。朱慈烺有時候甚至覺得有必要將所有印刷作坊都收歸公有，就如前世的國家一樣。但考慮到江南民間的抵制，終究還是將這個計劃放在了後面。

    「最初發行紙幣，範圍一定要控制好。建立信用為第一等要務。寧可慢些，不能求快！」朱慈烺關照道。

    蔣臣覺得皇太子對紙幣過于謹慎，劃定的流通範圍也太過狹窄，根本不能體現出紙幣的優越性。像這種利器，就應該拿到南直去大量拋灑，換回白銀……然而皇太子劃定的範圍是：軍中與犯官，以及少部分職官。

    張家口屬於「特區」。是民間商販唯一可能換取紙幣的地方。

    朱慈烺有自知之明。首先是他的經濟金融知識不足以自成一家，充任貨幣之父。其次是通貨帶來的社會影響實在太過巨大，必須嚴格控制貨幣發行量。他雖然背得出發行量的計算公式，即：商品價格總額除以同一單位貨幣的平均流通次數。但是這兩個關鍵的數值又是如何來的，他就完全不能揣摩和統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