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曾紀澤當機立斷，派七艘軍艦佔據台灣和琉球，並把琉球、釣魚山等劃歸台灣省，派劉銘傳到台灣當巡撫，從福建和浙江移民八十萬人到台灣搞大開發，這讓清廷很沒面子，但又無可奈何。

    1875年的中國，就像是一塊大肥肉，英國在緬甸、法國在越南、俄國在西域、日本在東南沿海，都想咬一口，這也是曾紀澤頭疼的地方，讓他覺得統一中國的時機還不成熟，一旦和清廷內戰，就便宜了列強，尤其是狼子野心的小日本，他決心先抵抗外辱，捍衛中國的領土完整，暫時和清廷維持表面的和平，等機會成熟了再一統中國。

    此時，英法等國在打開中國沿海門戶及長江後，又想打開內陸的「後門」，從19世紀60年代起，不斷探測從緬甸、越南進入雲南的通路。1874年，英國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為首的探路隊，在近二百人的武裝士兵護送下，探查緬滇陸路交通。英國駐華公使派出翻譯馬嘉理南下迎接，馬嘉理到緬甸八莫與柏郎會合後，向雲南邊境進發，在雲南騰越地區的蠻允附近與當地的少數民族發生衝突，馬嘉理與數名隨行人員被打死，這即是「馬嘉理事件」，或稱「滇案」。

    此時，法國人在越南也蠢蠢欲動。越南自古是中國的藩國。19世紀以前法國天主教勢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對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法國開始武力侵佔越南南部，使越南南部六省淪為法國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貢出發探測沿湄公河通往中國的航路，在發現湄公河的上游瀾滄江不適於航行後，即轉向越南北部，企圖利用紅河作為入侵中國雲南的通道。

    1873年11月，法國派安鄴率軍百餘人侵襲並攻陷河內及其附近各地。曾紀澤派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協助抵抗法軍侵略，同年12月，黑旗軍在河內城郊大敗法軍，擊斃安鄴，法軍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1874年，越南在法國侵略者的壓迫和訛詐下，在西貢簽訂了《越法和平同盟條約》，即第二次《西貢條約》，越南向法國開放紅河，並給予法國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種權益。

    1875年5月25日，法國照會清政府，通告該約內容，意在爭取清政府的承認，從而排除在歷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國在越南的影響。

    清政府雖然無能，但還是有點骨氣的，復照對該條約不予承認，堅持越南是中國的勢力範圍。

    曾紀澤為了防止英國獲法國佔領中國的越南和雲南，迅速派兵三萬攻下雲南和貴州等西南領土，而此時，四川總督劉蓉也宣佈正式歸順吳國。

    早在咸豐十年（1860年），駱秉章打着「治蜀平亂」的旗號，帶着劉蓉和一支不足萬人的湘軍入川，接任四川總督。他到四川後與太平軍最為強悍的對手翼王石達開部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決戰。

    同治二年，石達開主力在與湘軍激戰時被曾與之結盟的彝族土司出賣，遭受重創，在大渡河南岸被困了40多天，仍無法突圍，面臨末路的絕境，迫不得已致函回應駱秉章的招降政策，坦陳「願一人而自刎，全三軍以投安」，希望「宥我將士，請免誅戮」。駱秉章接受石達開的請求，同意「投誠免死」。於是，石達開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湘軍營帳，但是當6000餘名太平軍將士集體放下武器後，駱秉章卻變卦了，他下令將200多名太平軍將領和2000餘名石達開的親信士卒全部處死，其餘4000多人盡數遣散，從此四川逐漸安寧。

    駱秉章在劉蓉的輔佐下，在四川大力整頓吏治，不拘一格任用賢能，經他的舉薦，一批有才能、有抱負的湖南官員得以快速升遷，如蔣益澧、蕭啟江、劉長佑等，他們日後大多成為獨當一面的大吏，控制了四川，他們命人詳細考察各地的稅收，防止貪官污吏私自增設稅種盤剝百姓，看到民眾因為連年遭遇戰亂和起義暴動而十分清貧，壓力巨大，駱秉章便減輕四川賦稅。他對貧窮落後的城口、松潘、理番等23個州縣免於捐輸，深得民心。

    駱秉章病逝後，曾紀澤的岳父劉蓉等湘軍將領控制了四川，將近十年休養生息，元氣恢復了不少，逐漸倒向吳國，清廷在北方自顧不暇，沒有能力干涉四川事務。

    到了1875年，吳王曾紀澤便宣佈收回雲南、貴州、四川，一統南方，但是沒有向清廷宣戰。

    因為此時，西域也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復西域，由於擔心英國會與俄國聯合起來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