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美術館藏《五色鸚鵡圖》為其中之一，畫中鳥兒立於盛放的杏花枝頭；

    其二是帝都故宮珍藏《四禽圖》冊頁，畫中鳥兒棲於盛放的梅枝及竹枝上；

    其三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竹禽圖》，畫中小鳥立於枝葉掩映的翠竹枝頭。 .

    至於本品的鳥兒，也結合了折枝梅花、折枝杏花和竹枝。

    更引人入勝的是上述徽宗冊頁中，四幅中有兩幅採用了雙鳥對望的構圖，近似本品前後瓶腹的樣式。

    宋瓷的花鳥畫工以磁州瓷枕為上品，當中又以觀台東艾口窯、禹縣和湯陰鶴壁集的製品尤佳。

    這些瓷枕造型多變（如虎形枕和孩兒枕），但枕面無不寬闊平整，為能工巧匠提供了創作花鳥畫或其他題材的絕佳平台。

    磁州枕的花鳥畫風皆體現了寫意舒展的書家筆法，與宮廷畫院的工筆意趣大相徑庭，但與文人的意筆卻一脈相承。

    此外，磁州枕的紋飾多為白地黑彩（偶爾飾白地褐彩），這與濃墨重彩的宮廷畫風亦大異其趣，與文人畫的水墨意趣卻遙相呼應。

    元代的政治氣候對文人畫家也有影響，他們大多不見用於蒙古朝廷，有的拒不入仕，寧願寄情山水、潛心治學。

    有時候，時局更迭亦催生了風格的嬗變。

    以錢選為例，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他的花鳥畫高度寫實，但在蒙古人治下卻致力摹古，其山水畫便是師從唐代青綠山水，在創作別的題材時，其個人色彩和風格也益發明顯。

    趙孟為宋室之後，曾為徽宗《竹禽圖》題辭，亦見用於元世祖，侍奉多朝君王，並出任翰林學士承旨等要職。

    他的畫作無論是山水、駿馬和其他動物，以至人物、竹石或其早年偏愛的花鳥題材，皆備受世人推崇。

    他的花鳥名作之一是《幽篁戴勝圖》，現藏帝都故宮博物院。

    趙氏常以雙鈎畫竹，用沒骨繪鳥。

    這種二者並舉的畫風，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兼收並蓄的藏畫品味。

    他的門生王淵（活躍於公元十四世紀中葉）為職業畫家，擅畫花鳥修竹，作品以水墨居多，畫意頗得黃筌之妙。

    元代後期，景德鎮陶瓷的釉下青花裝飾工藝已發展成熟。

    畫師用懸浮粉末狀的鈷料，直接在未經窯燒、滲水透氣的瓷坯上作畫，這種畫瓷工藝也許最富有絹本或紙本繪畫的神韻，亦與本品的裝飾手法不謀而合。

    鑑於消費者背景各異，加上元瓷的紋飾題材愈見豐富，所以當時在嚴格意義上可稱為景德鎮花鳥畫瓷器的數目十分有限。

    雖然飾自然題材的元代青花佳瓷數量可觀，但花鳥畫紋飾仍以鴛鴦戲荷類居多，偶爾也有蘆雁圖、孔雀牡丹圖等變奏。

    時至十五世紀初明代，佳妙的花鳥畫終於在景德鎮御窯青花瓷器上大放異彩。

    這一方面得益於早期畫家的創作，其靈感部份來自當時數名宮廷藝術家（如活躍於十五世紀初的邊景照）的花鳥畫，而這些畫家本身對傳統畫法也有所繼承和發揚；

    另一方面，則可歸功於《本草綱目》等木刻書籍的普及。

    十五世紀初最細膩傳神的瓷器花鳥紋飾，也許俱出自抱月瓶，而這些作品亦是本拍品的藍本。

    十五世紀初的抱月瓶風格獨樹一幟，一例見於大維德中國藝術館藏，另一例為寶島國立故宮珍藏。

    抱月瓶體扁圓，橢圓底略凹為足。

    圓直頸，頸側如意耳與器肩相連，飾古樸的卷草紋。

    瓶頸前後均繪竹枝，肩與足脛各飾一道別出心裁的仿古雲紋。

    瓶腹一面繪鳥兒棲於盛放的梅花枝頭，另一面則飾鳥兒與盛放的杏花，前後腹均襯以翠竹。

    此類抱月瓶正符合當時中國菁英階級的審美趣味，更耐人尋味的是，赫拉特現存一幅公元1488 年的畫作中也有一例相同的瓷瓶。

    由此可見，這類作品在近東宮廷亦大受歡迎，而畫中瓷瓶很可能是永樂年間流入赫拉特（當時為帖木兒商業重鎮，現位於阿富汗境內）的外交禮物。

    由此可見，從古至今，花鳥都是文人墨客所喜歡的重要因素。

    雍正帝的藝術造詣在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