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蕭讓的《女皇之路》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賢被立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華絕倫，且文武雙全，身體健康，特別喜好打馬球，比弘更具年輕人的朝氣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脈，是8歲起就開始奉詔監國積累起來的，遠非賢所能望其項背。李弘之死，是對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擊，長久以來勉強維持的平衡局面轟然倒塌，原本已經逐漸淡處政治舞台的高宗，無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勢力迅速發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樞、扶植軍隊實權人物，她夢寐以求的一切，將在這一階段得以完成。賢的太子之路，註定將走得不會平穩。事實上新太子做了沒幾個月，高宗不知是出於對從未理政的兒子不放心，還是存心試探，驀地放話說有心讓天后攝知國政，這就是素來為人議論的高宗有心打破傳統遜位給武后之事。

    據《舊唐書*郝處俊傳》記載，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儀鳳），高宗因風疹復發，疼痛難忍，有意遜位天后，但為宰相郝處俊諫阻，認為天下為高祖太宗所創，並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為偏愛皇后就這麼把大好江山送給外姓，另一名宰相李義琰附議，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條常被用來說明高宗晚年仍然對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則天當時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過從高宗日後的表現看來，仍是為了李唐社稷殫精竭慮，說他是那種因為器重皇后便可以將江山拱手讓人的情聖總讓人心存懷疑。這一條記載本是孤證，同書的高宗本紀和武后本紀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會要》只稱「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攝理國政」，郝處俊進諫「昔魏文帝着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的記錄與之類似，均不見「遜位」字樣。郝處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讓後族臨朝輔政。且遜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變，而郝處俊的諫言中完全未觸及這一點，不免讓人不解。賢自幼聰明俊雅，讀書過目不忘，深為高宗所嗟賞，曾對司空李勛贊其「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見此前對新太子有何不滿。故此高宗召集眾宰相討論的話題，當是天后是否正式攝政監國而非遜位。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高宗因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讓兒子早日接班。沒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亂了高宗的所有計劃。培養一個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賢雖然聰明，但畢竟從未受過這方面的嚴格教育，決策參政難免經驗不足，讓高宗感覺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漸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來越小，身邊能接觸到的人也越來越少。小情人魏國夫人已經不在了，上金、素節、義陽、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樂長公主這樣能和他談上幾句的親戚都被武后以各種理由禁止入京面聖，長年陪伴在他身邊的、他抬眼能見到的永遠只有武后。至親如夫妻，武后的權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沒有察覺，以前他可以把國事完全交給太子弘來掌握，弘已多次監國，眾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夠的理由放手。但弘現在不在了，原本「不親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來培養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對弘那樣衷心地擁戴新太子，是否還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實在沒有把握。召集眾宰輔商議是否讓武后正式攝政，也有存心試探群臣動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眾宰相議事，當時為中書令的郝處俊表示反對，李義琰以中書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議，其他宰相的發言雖未記載，並不見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攝政，史書中只是記載出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