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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作為皇帝的朱由校對這個時代的一些文化作品和文人進行表彰後，的確激勵了許多文人繼續朝朱由校所希望的方向去積極創作。

    馮夢龍和凌濛初因在乾清宮受皇帝的鼓勵而離開了京師，準備接下來編寫早已有腹稿的「三言二拍」。

    楊廷筠則在皇帝的鼓勵下，開始籌劃着根據大明官話對漢字進行拼音標準化的試探。

    在崇文寺任官的阮大鋮也決定發揮自己的劇作特長而潛心創作劇本，沒有像歷史上一樣只想着靠其他方式去牟取官職。

    張岱也有了提前創作《陶庵夢憶》的想法。

    宋應星也開始着手根據自己多年的各類雜學研究經驗撰寫一本叫《天工開物》的書。

    朱由校只花了點銀幣與十來個散官官職，就讓大明的文化事業開始有了要大爆發的跡象。

    天啟朝文化上的改變或許還沒有那麼明顯。

    但在經濟上的改變卻已經非常明顯。

    隨着江南暴亂的結束，而江南士紳們想阻止徐氏棉紗廠做大和官營紡織業出現的陰謀失敗後，徐氏棉紗廠不但得以保住，還在接下來順利地改名為大明棉紗局。

    另外，朱由校還下旨設立了松江織造局，織造局的地是抄沒一些士紳後入官的田地。

    如此一來，大明官營紡織業正式開始在江南松江府拉開序幕。

    江南人口繁盛，應天、蘇州、杭州、松江、湖州、無錫等府內市鎮有大量隨時待業的織工紗工。

    所以，大明棉紗局與織造局也在擴大規模後招募到了大量織工紗工，並順利地擴大了生存規模。

    而接下來，棉紗局和織造局開始主動降低棉布價與絲綢價，以實現大明的紡織業佔領更多國外市場以及擴大國內需求的目的。

    畢竟大明的棉紗局現在的紡紗機已經是一個機子有二十個紗錠可以同時工作，而織布機也因為飛梭技術的實現而使得織布效率與質量大幅度提高。

    所以，棉紗局與織造局早就有了降低棉布價與絲綢價的基礎。

    不過，棉紗局和織造局降低棉布價與絲綢價無疑會導致許多以生產土布為生的家庭破產。

    而朱由校對此早已有應對之策，一方面他讓棉紗局和織造局提高紗工與織工待遇，以吸納這些破產後的人進入織廠工作，另一方面，他也讓官府鼓勵與幫助這些家庭中的破產者進入棉紗局與織造局工作或者從事其他工作。

    不過，這裏面最具備挑戰的不是許多織戶家庭破產問題，而是大部分織戶家庭中的紡紗織布者皆為女性的問題，這些女性要走出家庭，去工廠裏面，還是會受到世俗與禮法上的約束。

    好在大明現在的禮法早就沒以前那麼嚴，在江南更是已經禮樂崩壞，商人穿絲綢、女子出門已經是常見現象，歷史上柳如是一介女子就四處週遊過，所以，這方面的約束力倒也沒那麼強，何況，朱由校也因為考慮到這一點，而主動要求棉紗局和織造局設置以性別為區分的男廠與女廠，因此在許多允許自家女子以女扮男裝的方式進入工廠而給家裏帶來更多收入後，很多家庭還是抵擋不住這樣的經濟利益，而不得不拋棄陳規陋俗，允許自家女子進入只有女工的工廠。

    傳統理學的社會基礎正在一點點的被破壞。

    無論如何，先進紡紗與織布技術出現後導致棉布與絲綢價格下降是不可能阻止的。

    要麼等到數百年被外夷以「洋布」的方式讓紡織產品價格下降，要麼只能是現在由朝廷控制的官營紡織業讓紡織產品價格下降。

    後者無疑要比前者糟糕，畢竟後者會不得不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而照顧破產者的利益。

    所以，朱由校沒有後悔這樣做。

    儘管許多人還是因此對這不滿。

    棉紗局和織造局下調棉布與絲綢價格帶來的最可喜的變化是，大量外商開始來到大明搶購紡織品。

    這些外商不再購買朝鮮、日本、琉球、南洋馬尼拉這些地方的棉布而只買棉紗局與織造局的紡織品。

    棉紗局與織造局的利潤自然因此急劇上升。

    來自美洲與澳洲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