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錚記得很清楚，前世記憶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尤其是進入九十年代後，金庸先生幾乎是獨領的。

    不僅作品一再版行，相關專業評論在北大幾位教授力撐和「金學研究」的名目下，陸續出籠。

    甚至在很多大學中，學生紛紛成立「金學研究社」，更有研究生直接以金庸小說為碩士論文題材。

    此外，影響力最巨的電影、電視傳播媒體，也推波助瀾，爭先恐後地改編金庸作品。

    這一點，就金庸先生而言，肯定是實至名歸的。

    不僅他的作品的質量足以說明，就是環繞在金庸先生作品周圍所架構出來的金學「體系」之宏偉，也可見一斑。

    金庸先生的備受矚目，就武俠小說的定位而言，無疑為它步上文學的殿堂築下深厚的根基，從此，武俠小說大可昂首闊步，挺立於文學天地之間了。

    但是，挾着一片望風披靡架勢而在俠壇創建霸業的金庸先生，在「天下歸心」之下，也往往被後來的無數評論家和重磅粉絲過分誇大了他的影響力，甚至衍生出「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其他武俠小說」的誤解。

    導致後來讀者出現嚴重的「排他現象」，非金庸不讀，非金庸不說武俠，不但違背了武俠小說發展的事實，更忽略了與之同時期上百位武俠名家自足的努力成果，也為後世武俠大沒落寫下了註腳……

    實際上，這個「其他」如果僅指中國大陸武俠倒還說得過去。

    改革開放前，因為金庸先生所創《明報》「北望神州」版塊存在嚴重政治傾向問題，他的小說在內地是*中的*。

    所以老先生1972年封筆，但一直到1981年。南巡偉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自接見，並稱「歡迎查先生回來看看。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多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這是人生的規律。」

    隨後，金庸武俠小說才在內地「開禁」。並很快成為暢銷書。

    需要注意的是，「開禁」是十幾家出版社的「自覺行為」，既沒有官方的「解禁令」，也沒得到金庸先生本人的授權。

    因此，整個80年代，除了一家出版社的《書劍恩仇錄》外，其餘讓一代青少年在租書攤前如痴如醉、欲仙欲死的近百種金庸武俠小說，皆為盜版！！！

    一直到1994年正式出版的三聯版《金庸作品集》。才是內地第一套正版金庸武俠小說全集。

    但是絕不能說「先有香港的金庸武俠，才有台灣武俠小說」。

    事實上，四九年前後，大陸文人紛紛流亡於港、台二地，其間不少深受民初武俠小說影響的作家，藉筆耕餬口，開始以武俠小說創造個人寫作的生涯。

    台灣的武俠小說，其實是與香港同步成長的，甚至嚴格說起來，比香港還來得早。

    在1954年梁羽生先生開「新派武俠」之先河。創寫《龍虎鬥京華》之前，台灣那邊，夏風在1950年已經連載了54期的《人頭祭大俠》。孫玉在1953表了《風雷雌雄劍》，太瘦生在1954開始連載《獨眼鬼見愁》……

    這些作品，雖然無法擺脫民初武俠小說的影響，仍屬於舊派的範疇，但毫無疑問地，卻為台灣的武俠小說締造了一個新的契機。

    金庸先生的「新派」武俠小說，對台灣的武俠小說界的確產生相當大的刺激與影響。

    但是，同樣由於政治性因素的掣肘，它傳入台灣。遠比一般人臆想中的要晚，一直到1970年後才「改頭換面」地悄悄流傳。

    比如：《俠客行》改成古龍所著。名為《飄泊英雄傳》；《笑傲江湖》改成司馬翎所著，名為《一劍光寒十四州》等等。總之。不能「正名」。

    而早期的台灣名家，如郎紅浣、成鐵吾，及中期臥龍生、司馬翎、諸葛青雲等，包括另一位天才宗師級人物古龍的早期作品，在金庸作品傳入台灣之前，基本都是自足發展，沿襲的「民初舊派」路線。

    一直到1962年司馬翎的《聖劍飛霜》、1964年古龍的《浣花洗劍錄》，則代表着台灣武俠也走上「新途」……

    即便這樣，因為政治原因的隔閡，導致台灣武俠可以發展，同時期可謂名家輩出、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