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涼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算是一件華夏遺失的重要文物，歷史上它留下的唯一痕跡就是一副半的拓片。

    那是在1906年，清政府受立憲運動的影響，派出端方等五位大臣出使西方考察憲政，預備制定憲法。

    端方在參觀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時看到了這塊北涼沮渠安周造像佛寺碑後大吃一驚。因為他本身就是金石學家，了解這塊石碑的珍貴性和重要性，所以要求拓印。

    在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的配合下端方拓印了一份拓本帶回國內，這也成了這塊碑已知的最後痕跡。

    「看來這些東西應該是來自於柏林東亞藝術博物館珍貴文物。」看着這些檢查出來的內容後，梁恩下意識的用食指敲擊着手機屏幕說到，然後看着邊上的貞德。

    「我想接下來我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吧裏面的那些東西全看一遍，然後想辦法帶走那些德國人從華夏掠奪的文物。」

    於是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梁恩他們開始一個個的打開箱子並檢查裏面的東西，並判斷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以及它們的來歷。

    多虧了這處高地高出周圍的以及地下室厚厚的水泥和鋼筋，所以裏面的文物看上去保存的非常不錯，這顯然也方便了梁恩他們的檢查工作。

    接下來的檢查中，他們發現了大量來自於華夏的文物，比如說天神像，婆羅門像，甚至一整塊佛祖的涅槃像。

    毫無疑問，這些壁畫大概率是從某些石窟中盜竊出來的。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佛教的用品，比如說只剩下雕塑腳部的蓮花底座，再比如一些被處理好的古老文書。

    這些東西被依次的放在箱子裏，有些箱子重達一百多公斤，而另外的一部分箱子只有三四十公斤。

    而無論箱子的重量是多少，只要看見來自於華夏的文物梁恩都會收進自己的那個卡牌形成的空間中。

    等到晚上的時候，梁恩他們已經清理完了一半的箱子並塞進了空間之中，而在這些箱子裏面最珍貴的文物是來自於tlf克孜爾石窟的壁畫。

    1902—1914  年，德國柏林民俗博物館（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的前身，現名為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曾四次派tlf考察隊前往華夏的西域。

    前兩次考察分別於1902—1903  年和1904—1905年進行，主要集中在tlf地區。後兩次考察分別於1906—1907  年和1913—1914  年進行。

    考察隊在龜茲地區停留了很長時間，從克孜爾、庫木吐喇、森木塞姆以及瑪扎伯哈等龜茲石窟揭取了大量的壁畫，同時還劫掠了雕塑、佛經寫本等文物。

    德國考察隊揭取的壁畫中以來自克孜爾石窟的為最多。在第三次考察中，他們除揭取壁畫外，還拍攝了克孜爾石窟外景、洞窟形制和壁畫的照片。

    同時那些德國人在瘋狂盜竊被破壞文物的同時還給各洞窟編號、命名，並對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和佈局、紋飾圖案等做了較詳細的記錄。

    德國有關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形制、題材內容及位置分佈的記錄主要是在這時完成的。而梁恩找到的那是箱子裏就有兩個裝着這些全套的原始文件。

    最野蠻的第四次考察中德國人揭取的壁畫數量遠遠超過了第三次。在克孜爾石窟第177、213和223a  等窟的壁面上至今還存有德國考察隊員的題記。

    根據梁恩的檢查，光是來自於克孜爾石窟的壁畫碎片一共有五百多片，超過500㎡，來源超過了40個洞窟。

    另一個世界中，這些壁畫由柏林民俗博物館印度部保管。20  世紀20  年代中期，博物館為出版壁畫圖錄，曾將少量壁畫與塑像進行義賣，以募集資金。

    此外，還有少量壁畫被第四次考察隊的隊長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作為禮品贈送了出去，作為自己的私人禮物。

    當然，現在這個年代這種做法是絕對不可能的，不過在那個時代這屬於一種比較常見的做法。

    不過最重要的損失來自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柏林遭到盟軍轟炸，位於匡尼希類特街的民俗博物館保存的壁畫損失最多，約佔40%。

    被毀的都是展出的精品，其中有不少是克孜爾石窟的壁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