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義的首要目的，是獲取高額利潤。這一點中外都是一樣的。

    朝廷不是公司，但南洋既不歸六政府管，至少暫時不歸六政府管，那麼下南洋就不得不考慮賺錢。不賺錢的話，朝廷是否會為了更長久的利益、解決人多地少這個矛盾而下南洋？

    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至少朝中一些人對此並不熱衷，覺得守着已有的一畝三分地就夠了。百姓下南洋求活可以，但讓朝廷為南洋出錢、鼓勵百姓移民、支持百姓移民，這就有些難。

    大臣都是聰明人，這不是腦子聰不聰明連這點事都想不明白的問題，而是三觀問題。

    康不怠總說劉鈺不是大順人，其中的原因就是劉鈺的思維方式和此時並不一致。

    就如所謂大明「得國最正」這四個字，按照劉鈺的理解，是出於階級出身，朱元璋窮苦出身、底層起義、驅逐韃虜的正義性；而按照大明文人自己的說法，這個「得國最正」的緣由，是「臣殺君為弒、臣反君為叛、臣逆取君位為篡」，這三件事朱元璋都沒沾，沒當過蒙元的臣，所以得國最正。而剩下的……司馬家、楊家、李家、趙家，還有那些亂世中五代十國之類，「弒、叛、篡」，這三字必然能沾上一個。

    同樣認可的「得國最正」，但認可的內核和邏輯完全不一樣。這就是劉鈺從外面看怎麼看都是個大順人，但骨子裏根本不是大順人一樣的道理。

    放在南洋問題，也是一樣的。

    以劉鈺的三觀來看，下南洋，實在是對的不能再對的決定，這還用去討論、去考慮嗎？哪怕暫時不賺錢，下南洋也絕對是利在千秋的大好事。

    可以朝中的觀點來看，那就又不一樣。

    包括皇帝，雖然支持下南洋，但與其說是被「長久之利，可解人多地少之矛盾」說服的，不如說是因着「每年弄個三五個河南的賦稅不成問題」。

    如今把這個難題拋給了牛二等人，他們頗受劉鈺潛移默化的影響，也就更清楚其中的難點在哪。

    要說朝廷的態度，首先要考慮皇帝的態度。

    牛二等人終究不是大順的高層、親佞，並不能從更大的全局去考慮皇帝的想法。

    劉鈺倒是明白，但他不想和他們說。

    皇帝的邏輯看上去是沒有問題的。

    皇帝的邏輯，以史為鑑，以前朝為鑑，一個基本的出發點不能說錯：那便是天朝這麼遼闊廣大，只要內部不出問題，外面一時間是殺不死的。能改朝換代的，只能是天朝內部，暫時還輪不到外部勢力。

    以此出發點，下南洋的意義，其實還有一個。

    那就是廢漕改海。

    南洋有西洋人，大順拿不到絕對的制海權、西洋人的堡壘基地在距離大順很近的地方，那麼大順是沒辦法廢漕改海的。

    廢漕改海，能否海運，從來不是問題。

    倘若海軍沒有證明自己「可以鎮着整個南洋」；倘若沒有完成下南洋、徹底驅逐西洋勢力……那麼，廢漕改海就是一句空話。

    今兒把運河廢了，明兒西洋人的艦隊直接攔斷了長江流域到京城的海路，南方來一場叛亂，西洋人稍微一支持，效劉鈺在日本土佐之事，則恐天下大亂。

    是以下南洋，意味着廢漕改海最大的擔憂也消散了。

    隨之而來的，就是錢的問題。

    南洋也好、貿易也罷，是為了掙錢。

    掙錢，是為了花，尤其是對皇帝而言，皇帝沒必要當守財奴，弄到錢是為了花出去。

    在皇帝看來，若下南洋成功、若壟斷香料貿易成功、若壟斷東西方貿易成功、若全面接盤voc在亞洲的商館市場……多出來的這筆錢，優先往哪花？

    這些問題，牛二等人沒資格考慮，也不可能考慮。

    但這個問題很現實。

    當年江蘇節度使提議廢漕改海，劉鈺悶着頭不說話，也不表態。皇帝也是一種和稀泥的態度。

    但實際上，皇帝是認可江蘇節度使的考量的。

    運河、黃淮，自送宋代以水代兵之後，已然成為了帝國之癌。曾經最為富庶的黃淮，如今成了大片的貧困區。很多明末發生的奇幻故事，諸如除夜權、比如佃戶要為主家避諱等等，都是發生在黃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