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的一個，是使使勁兒可以搓出來的。

    而剩下的那些條件，則完全不是使使勁兒就能搓出來的。

    這些問題，也就造成了大順現在非常難走的局面。

    比如說，這種非常難走的局面下，就隨便找一個點，來說為什麼難走。

    例如後世，上朔到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百年間，多少仁人志士、多少英雄豪傑，為理想而奮鬥、犧牲，終於重現光明？

    《重生之搏浪大時代》

    千萬人得有吧？

    那從1840年開始算起，這千萬英雄里，都是抱着什麼樣的心態去戰鬥的？

    反滿、恢復漢土、滅殺閻羅妖？

    這個，在大順直接拋掉，一個陝西皇帝，這個理由實在沒法用。

    反洋夷侵略？

    這個，在大順，要反洋夷，得跑泰晤士河口去反了。

    為中華之崛起？

    這個，大順現在雖然是個縫合怪，但謂之馬上到來的19世紀的壓路機、世界第一列強，這個還當得起吧？

    為華人的生存空間？

    這個，更沒法用了。之前就說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就算大順現在立刻死了，天下大亂五十年，環太平洋區域，從澳洲到北美，華人已經完全佔據絕對的人口優勢了。但華人有優勢，和西南山區、西北乾旱區、普遍人地矛盾爆發區、華北生態崩潰區的那兩億多百姓，基本沒有啥關係——此時世界的五分之二的人口，如果全面工業化、全面富庶，和全世界一起富庶、全世界普遍工業化，那也沒啥區別了。

    所以，其實最後也就剩下了一個選項，為全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當然，科社出現之前，會有各種亂七八糟的反動社、空想社、宗教社、小資社等等。

    在加上傳統因素，不免在科學的理論出現之前，在大順也就只剩下純粹的「天下大同」這個選項了。

    問題在於，天下大同，怎麼走到？

    之前，儒學一脈，爭的是由內而外、還是由外而內。

    然而，社會意識落後於社會存在。

    這套東西再怎麼爭，它產生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小農手工業時代。

    如今，時代變了，大部分人都知道，這套東西其實走不通，尤其是伴隨着考據學的發展，很多人都認為，周禮、周官之類的書，多半是一些人為鼓吹王莽改制而寫的……呃，「」設定。

    和顏元、李塨等人悶在家裏，倆人憋出來的一整套「官制」、「土地法」、「學校制度」、「稅收政策」、「軍制」等，差毬不多的玩意兒。

    而現在，大順這邊唯一能撐得起來這個「對未來世界的美好設想」的，其實也就剩下劉玉的那一套東西了。

    然而，問題在於，新學派當年為了防止被滅殺，只教「術」而不學「道」，大部分「道」的內容，都是潛移默化和隻言片語的。

    這也是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某種必然。

    就好比說。

    法革，那是一群思想家在上、平民在下，而許多律師等中層，作為思想家和平民之間的聯繫。

    所以，聖西門會說，法革那群人的口號，和他們反對的反動派的口號一樣，空洞、辭藻。

    而華革，則是本土派的哲人王，在山溝溝里，面對着一群文盲和基本沒出過山的農民。

    所以，風格是通俗且易懂的，是甚至能讓半文盲聽明白的。

    而劉玉當初面臨的情況，就是大順允許有聖人，但一定得是死了兩千多年的聖人。

    皇權強勢。

    正值王朝中期，休養生息結束。

    加之以史為鑑，還有「復古半聖意見領袖」安漢公、還有「一人易天下之學」王荊公之類的事。

    故而，劉玉就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做事。

    而「臣子」這個身份，就註定了，新學一派里，很多話不能說、很多東西只能隻言片語、最多只能自然秩序，上限就定死了。

    這個定死的上限，撐得起「對未來世界的美好設想」嗎？

    如果劉玉沒真的見過未來的世界，這麼這個定死的上限，撐不起對未來世界的美好幻想，最多也就是個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