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回歸原題。

    轉眼進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已經23歲了。

    由於呂不韋的專權，加之嫪毐事件的爆發，秦王政在具備一定實力之後，順勢將呂不韋的相位罷黜，李斯則由於其才智超絕且在廢黜呂不韋、誅除嫪毐一派中功勳卓着，所以接替呂不韋做了丞相。

    秦王政愛好讀書，特別是那些關於陰謀陽謀、政論軍事相關的書籍。韓非在韓國所着的書籍，很快就流傳到了咸陽，輾轉映入了秦王政的眼中。尤其是《說難》、《孤憤》、《五蠹》三篇深得秦王讚許。其中第一篇專門論述向君王進說的困難之處，詳細地分析了如何才能夠成功地說服君王，在進說成敗的原因總結之上，形成了一套向君王訴說治國之道的方法。第二篇顧名思義，即孤獨、憤慨之意，韓非懷才不遇，心中鬱憤，更是直接反映了官場之上爾虞我詐、鈎心鬥角的現實情況和法、術之士的艱難處境，告誡君王一定要防着臣下，加強中央集權。第三篇則概括性地指出了社會上存在的五種人：儒家、縱橫家、遊俠、逃避兵役的人、商人和手工業者，並認為這五種人是腐蝕社會的蛀蟲，要想國家富強，必須要將這五種人誅除。其方式就是：「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悍，以斬首為勇。」（《韓非子·五蠹》）頓時讓秦王政生出了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感覺。

    秦王政手捧着韓非的文章反覆誦讀，越是深入越對韓非佩服得五體投地，嘆息說：「如果這一生一世，寡人有機會能夠和韓非一道出門郊遊，即使是立刻死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這種誇張的說法，和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以」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同時孔子難以得道，秦王也難以見到韓非。

    眼前的韓非還遠在韓國，滿懷着報效國家的宏大志願，即使秦王給予他高官厚祿也不會打動他。秦王也知道韓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辭。

    秦王從韓非的那些着作中，對他的思想和智慧已有所領略。

    正好這時候鄭國渠事件爆發，秦國找到了對韓國動武的理由。這一次，秦王政靈機一現，認為既然好言相請、高官厚祿相誘韓非不成，倒不如讓韓王去幫自己做這件事情。

    於是，秦王政親自率領30萬大軍，到韓國邊境上吶喊演武，韓國朝野震動，看那架勢秦國似乎就要滅除韓國。眼下各諸侯國羸弱，秦國獨大，韓國已經來不及向別國求援，而且也無援可求。

    韓王絕望了，但是秦王政卻在這時候發話了，此次大軍前來，只要一個人，那就是韓非。只要他代表韓國前去秦國訪問，則秦國立馬撤兵。

    韓王一下子便懵了，沒想到天下還有這等好事，不就是一個話都說不清楚的韓非嗎？於是，不待韓非反對，韓王便下令讓韓非去了秦國。可是韓王不知道，秦國日後能夠那麼迅速地兼併天下，就是因為這個話都說不清楚的韓非。韓非的思想和理論，不僅成了秦國的治國方略，也為以後秦國的大一統奠定了基礎，更是主宰了中國整個封建王朝政權的運行。於是有人說，中國古代只有兩個聖人，即孔子和韓非。孔子所着為道德文章，被歷代君主用來展現自己的仁德；後者使用的是陰謀權術，沒有統治者不暗箱操作，同時其法制和封建君主專制理論，更是維繫歷代王朝穩固的重要理論基石。

    公元前233年，韓非剛剛走出韓國，秦國30萬大軍便如潮水般迅速退去。韓非心中頓時生出了萬千感慨：韓王無能，而且不信任和重用自己，韓國的滅亡已經是註定了的事情；秦國能夠如此重視自己，加上其實力強橫，自己既然實現不了國家理想，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前去求取自己的個人理想。

    韓非興致勃勃地來到了咸陽宮，成了秦王政的座上賓，受到極致的尊敬與歡迎。秦王雖然早就聽聞韓非的才華，卻沒有料到他的思想竟然如此光芒四射，在韓國的不得志絲毫沒有削弱韓非的意志，反而堅定了他追尋理想的志向。

    或許秦王知道，這韓非終歸不是秦國人，甚至他終歸太愛自己的國家韓國，所以最終秦王政得出的結論是：可以利用他，但是不會信用他。或許秦王政還需要考察韓非一段時間，一旦他表現出足夠的忠誠，秦王便會破格重用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