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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5月6日凌晨2時半，津浦路北上列車在臨城站以北的沙溝山被孫美瑤所部匪眾攔劫，前面的機車、郵車、三等客車出軌傾覆，匪眾1000餘人跳到列車上打劫財物，綁架乘客。這班車載有參加山東黃河宮家壩堤口落成典禮的中外記者和外國旅行者多名，共有乘客200餘人，除少數乘客趁亂逃脫，另有1位英國人不肯開門而被土匪殺死，車上被擄西人男女共26人，被匪徒們押往抱犢崮山麓巢雲觀予以圈禁。事發後，英、美、法、意、比五國向北洋政府提出最嚴厲的抗議，限北洋政府3日內救出被俘外僑，逾期依時增加賠償。北洋政府手忙腳亂，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把一切政務都停下來，集中全力討論營救外僑的問題。

    這件事情一出，全世界為之譁然，美國的報紙第一時間報到了這條信息，陳曉奇看到之後，馬上以密電對國內的黃鎮山部做出了明確指示：抓住時機，迅速擴展！

    這個事件在歷史上的名聲本來就大，陳曉奇卻是通過中央台的《探索發現》欄目了解到的前因後果和具體經過，雖然他記不得到底是那一天發生的了，卻知道這是1923年5月的事情，因此他才抓緊時間派人回去，因為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後來他為此專門查閱了一些文字資料，知道這件事情在各國壓力之下解決的很快，卻製造出來一種特殊的「土匪郵票」，據說後世炒到了300萬一枚的天價。同時他還得知，這個時候他內心中極為不爽的那個劉黑七，正在孫美瑤的手下。

    這件事情給北洋政府的影響巨大，當時督魯的田中玉還因此被去職，當了替罪羊，而始作俑者孫美瑤當時帶着三千人馬家眷被招安，但是自古以來這種人就沒有好下場，他也不例外，在當年的12月，被人暗殺在中興煤礦。

    陳曉奇電令黃鎮山，其實意思已經很明確，這個時候，北洋政府方面將抱犢崮團團圍困，卻因為投鼠忌器不敢強攻，而其他匪幫則因為大軍雲集而嚇得離着這裏遠遠的不敢湊熱鬧，陳曉奇則反其道而行之，這時侯，不忙着搶劫搞人，先趁着軍閥和土匪們都拐不過彎來的時候，搶地盤，搶人頭，發展勢力。在孫美瑤部被招安之後的一段時間，肯定有一部分不安分的要爭一爭沂蒙山區這塊好地方，陳曉奇當然也不介意去插一槓子了。

    1923年6月，又有兩撥人陸續回國。李俊峰帶着參謀部屬下幾個人，王天運則帶着他的「玄武部」以及從德國請來的設計師一道回到濟南。他們事先沒有任何的張揚，甚至沒有告知家人，先安頓下下屬，然後在濟南市區內轉悠，打聽消息觀察社情，幾天後才投入到工作之中。

    拿着陳曉奇的信物，李俊峰找到了苗翰東先生，一番長談之後，他第二日便到濟南的西南郊區五里牌坊找到了濟南致敬洋灰股份有限公司的老闆朱敬輿。

    朱東洲(1874～1947)，又名敬輿，字效坤，民族資本家，實業家，壽光縣大家窪鎮朱家村（今屬壽光市石橋村）人。幼年讀過幾年私塾。父親是當地鹽務官吏，頗有財產，為他捐領鹽運使頭銜，借作護身符經營商業。他在羊角溝開鹽灘、繩席行、糧行，在侯鎮設土布莊，在濟南開糧行，並於洛口設分號，在濟南經二路緯六路還有大片房產。商業事務多歸其代理人(孫櫃、單櫃、李櫃3家分管)經營，他棄商就工，計劃興辦水泥廠。他的家屬和親友都極力反對，認為他搞工業是外行，風險太大。但他堅持「實業救國」的主張，矢志不移。

    為了選擇適當的廠址，他用了一二年的時間，在膠濟鐵路沿線和濟南近郊進行調查。最後確定在五里牌坊南小梁莊設廠。這裏遠離市區，交通不便，義地墳墓，一片荒野。他認為，這裏自然資源豐富，可以就地取材，有發展前途。

    廠址確定後，遂即招募股東組織建廠。1920年在濟南五里牌坊南小梁莊成立致敬洋灰有限股份公司(即今濟南水泥廠的前身)。原計劃募集資金60萬元，難以足數，遂將羊角溝鹽灘賣掉，集中了大部分商業資金，結果只湊得元，其中他自己佔10萬元以上。他又不惜重金聘請德人石法為技師，但石法並不是真正的技師，只不過混充內行，結果搞了6年沒出產品。

    李俊峰找到他的時候，這位山東歷史上著名的民族企業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