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劉飛來，電影周刊的資深記者周清泉的影評要顯得正常的多。

    「《素媛》講述的是有關未成年性侵的故事，雖然電影呈現出來的效果並不是那種血淋淋的控訴，而是把目光轉移到了讓受害者走出這樣的心理陰影的過程。聚焦點更多是素媛周圍人的反應，尤其是父親還有她的一些小夥伴們。

    影片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並沒有將重點放在警方破獲案件或者還原曲折的犯罪過程上，而是匠心獨運，將敘事重心放在犯罪行為給素媛和她的家庭帶來的情感衝擊，承受的各方壓力與冷漠，以及最終攜手走出陰影，迎接新生的過程。正因為影片真實再現了刑事被害人一家人艱難的情感歷程，使得影片能夠有力地戳中觀者的淚點。

    可是影片又為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悲情的命題：在被告人權益不斷被重視的當下，如何充分保護被害人，讓他們在無辜遭受犯罪行為侵害的同時，不再遭受來自社會的二次傷害？

    近年來，隨着民主法治進程在世界各國的漸次推進，司法領域的法治觀念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從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的刑事實體法治理念到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的刑事程序法治理念，無不體現了刑事訴訟保障人權的價值目標日漸成為一種優位價值理念深入人心。

    毋庸諱言，上述價值理念更多側重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保護，而對於刑事被害人的保護卻往往乏善可陳。

    然而我們去細細思考，卻會發現，儘管近年來對刑事被害人提出了一系列司法救助措施，但囿於觀念、傳統的掣肘，其在實踐當中落實得並不盡如人意。而且，所謂的救助，大多也是以金錢補償為主，心理矯治、受損尊嚴的挽回等精神撫慰措施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上更是一大欠缺。

    在公訴案件中，由於公訴機關的強行介入並成為控方，而公訴機關所代表的官方及社會公共利益與被害人的利益和訴求存在一定程度的衝突，所以，公訴案件中被害人應當具有何種地位以及如何合理設定其權利，這是我們應該引起重視與思索的地方。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是在查明案件事實的基礎上確定被告人罪與非罪的問題。這個過程並沒有去遷就被害人的情感發泄和精神安撫需求。

    弱者應該由法律來保護，給予施暴者嚴懲，但是同時，就像電影裏面展現出來的，卻是我們不曾關注到的。

    其實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影片當中的素媛竟然是幸運的。

    她在遭受來自身體和精神上的重大摧殘之後，卻還有無私呵護的父親：穿戴着悶熱的道具扮成女兒最愛的「可可夢」逗她開心；當她遭受媒體獵奇般的騷擾之際，竭盡所能呵護她巨大的瘡疤不被暴露在公眾面前；還有不離不棄的同學：小男生為自己事發當天沒陪同素媛上學，導致她出事，感到自責而痛哭，主動當她的護花使者；還有報以同情的街坊四鄰給予的各種物質和精神上的幫助。特別是感同身受的心理醫生，由於自己的女兒因遭受性侵受不了輿論壓力自殺，她對素媛一家遭受的痛苦有着切膚感受，主動給素媛提供心理治療……

    換言之，素媛的幸運得益於她生在一個影片創作者理想的健康社會中。在這個社會當中，周遭的人對素媛的不幸不是充當嘲笑、鄙夷、麻木的看客，而是以人性的良善幫助受害者建立起一個溫暖的情感特區。在這個特區裏面，受害者能夠得到真誠的安慰和無私的救助。正是在這個特區溫暖光芒的護佑之下，素媛得以走出人生的困境。

    可是現實當中呢？

    主演陳問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的，六個受害者，兩個自殺，三個依然抑鬱，自閉，不願和社會接觸，只有一個，恢復了正常人的生活。

    這是何等可怕的事實啊！」

    一堆有關《素媛》的影評，從戛納傳送到了國內。

    很少有關注度這麼高的一部參賽電影！

    因為眾所周知的事情，在戛納電影節這樣的文藝電影的殿堂，參賽的影片，必然是文藝片。

    但是這一次《素媛》卻受到了比過往任何一部參賽影片都要高的關注。